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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伯特·库特纳】
美国不应仅仅出台一些针对当下疫情的危机应对措施，而是需要制定一整套国家重建计划。从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到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应提出一系列涵盖多领域、总投资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的公共发展倡议。对于正在努力走出疫情阴霾的美国经济来说，上述公共投资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投资不但可以推动私营经济的复苏，而且有助于美国经济开启一个绿色、“后新自由主义”的全新时代。
如果无法制定这样一套国家重建计划，美国就会落在中国后面，美国就会在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灾难中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拥抱全球化的富豪阶层和从未走出国门的低收入劳工阶层所构成的撕裂的社会。
此次疫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连口罩都无法自给自足的美国已经称不上全球最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已身患多种疾病，为了恢复健康，我们需要超越眼前的新冠疫情，把目光放得更远。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行动起来。
多年来，两党总统都屈从于超级自由市场意识形态（ultra-free-market ideology），而且都对重商主义中国的崛起故意视而不见（他们对前苏联可是相当鹰派的），该如何为多位前总统都遵循的这两项共识提供解释呢？在我看来，美国的各大跨国公司都在从美中关系的现状中获得大量利益，这是唯一的解释。
排斥外国移民的特朗普非常追求本土叙事（nativist rhetoric），而且毫无针对性地提高了关税，这两个举动意味着他并不接受上述两项延续已久的共识。不过，特朗普在贸易、外交和产业政策等领域却并没有拿出相应的战略来改变上面所提到的“现状”。其实，不但全球化需要接受管理，而且美国经济也需要接受管理（we need a managed form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a managed economy at home）。
近来，人们频频提及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罗斯福总统当年实施的战略正是受到进步的经济民族主义（progressive economic nationalism）所推动，其内容包括：确定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制定明确的发展计划、在政府层面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反对全球性通货紧缩等。由于感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对手苏联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上述战略甚至一直延续到了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后的冷战时代。今天，我们的地缘经济对手是中国，国家的经济安全应该成为推动政策制定的重要驱动力量。
我们可以把当前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和二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战争动员放在一起进行一下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从1941年到1942年，原来生产卡车、家用轿车等民用产品的工厂在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向生产战机、军舰、坦克、火炮等军事装备的转型。普通美国民众也开始在自己开辟的“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s）里劳作，许多人依靠自己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实现了自给自足。此外，当时的美国人还参与了“上交废物运动”，人们把废弃的金属、橡胶、纺织品和油脂等上交国家来支持军用物资的生产，正如今天的人们自己制作简易口罩一样。
二战期间鼓励美国民众开辟“胜利菜园”的海报
不过，当时的人们只是把自己对国家的上述支持行动视为对政府大规模战争动员的一种补充。反观今天，1941年的景象并没有重现，在疫情中挣扎的美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白宫的领导力。美国已经失去了太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的专业知识（正如一个人的驾驶技术中有肌肉记忆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中也存在类似的因素），只有二战时期那种规模的社会动员才能够让美国恢复昔日的制造业实力。
我们的目的不应仅限于打造更可靠的供应链
此次疫情使得美国公众对此前很少听到的一个词变得更为熟悉了，那就是“供应链”。在美国，N95口罩和呼吸机等急需的医疗物资大多是进口的，而且产地主要在中国。特朗普政府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已经在努力增加上述物资的国内产量，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外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已在这场疫情中暴露无遗。
一个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其最脆弱处的强度。“供应链并不是一个树形结构，而是一个由一点向外发散的钻石形结构”，麻省理工学院交通和物流研究中心主任尤西·谢菲（Yossi Sheffi）说。供应链的脆弱性就在于其高度集中性。据尤西·谢菲提供的信息，在美国，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时所使用的咽拭子棉签中有半数都来自意大利北部一家名为Copan的公司，而这种棉签曾断货达数周之久。
面对当前严重的疫情，人们提出了包括权宜之计和根本性变革在内的各种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强制国内制造业企业投入重要医疗物资的生产；重建国家战略储备；实现物资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治理层层转包现象；动用反托拉斯法驳回大型制药公司合并案；由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非盈利机构来生产非盈利类别药品；通过强制许可（mandatory licensing）手段来迫使生产线从中国回到美国。
即便我们毫无遗漏地采取上述每一项措施来解决重要医疗物资和药品的短缺问题，我们也只是触及了美国所面临问题的一小部分。整个美国经济已经对当前的贸易体系过于依赖，那些参与对外贸易的人一直在从这套体系中获利，而代价却要由整个美国社会来承担。如果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让美国拥有一条更加稳定可靠的医疗物资供应链，那么这场危机实在是被我们浪费掉了。
其实，美国在军事领域也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随着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一些游说团体已经成功地在出口管制条例中制造了漏洞，这为那些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绕开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方便。与此同时，中国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却迫使美国公司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了自己的军民两用技术。
当中方与波音、通用电气（GE）这样的美国公司就在华生产签署协议时，美方必须同意在华生产的产品须销往西方国家的市场，这样就可以避免与中国本土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上发生竞争，而那些中国本土制造商正是中国政府有意培养的未来将攻占全球市场的公司。此外，美国公司还必须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敏感、专有技术，而那些中国公司的目标是尽快超越甚至取代美国同行的市场地位。
二战期间美国民众收集金属和轮胎并上交给国家
中国人的这一做法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体现在美国国防部2018年发布的一份美国军事工业产业链弱点分析报告中，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军品和导弹制造所涉及的大量专用化学品的唯一来源……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无法找到其他供应商向我们提供中国产品的替代品”。除此之外，美国军事工业对外国的依赖还体现在电路板、夜视系统、电池和空间传感器等很基本的部件上。
中国真会利用上述优势将我们一军吗？2010年，日本在一片与中国存在捕鱼权和领土争端的水域拘捕了一名中国渔民。主导全球稀土（一种电池以及小型电子设备制造中所必须的物质）供应的中国告知日本政府，对日稀土出口将暂停。看到中国具备将自身产业链优势武器化的意愿，日本只能顺从地释放那名被捕的中国渔民。
美国已经在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受到了损失，而华尔街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角色。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研发军方需要（很多情况下也具有商用价值）的技术提供了资金，该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某种国有投资银行的角色。其中，机器人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五角大楼需要在伊拉克战场上部署机器人以完成拆弹、战场侦察等任务。在机器人领域有一家很成功的美国公司iRobot，该公司的原始资本就是来自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除了军用机器人，iRobot公司还研发了一款名为Roomba的家用真空吸尘机器人。2015年，一家名为Willem Mesdag的对冲基金公司（该公司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向iRobot公司注入了大量资金，并成功地迫使iRobot公司放弃了军用产品的研发从此转向民用市场。此后Willem Mesda公司和他的盟友们把iRobot公司的生产线迁往了中国，这种做法很符合那些对冲基金公司的经典套路。由美国军方（也就是我们所有美国纳税人）提供原始资本成立的iRobot公司就这样把生产基地从美国搬到了中国。
上述事件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在威胁日本时所倚靠的是稀土，而稀土在应用过程中就使用了通用汽车（GM）工程师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支持下研发出来的技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Magnequench公司曾是通用汽车一家杰出的衍生公司，该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研发出了稀土磁性材料的诸多应用技术。1995年，该公司被与中国存在利益关系的公司收购，而华尔街投资银行家Archibald Cox Jr.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协助。此后，整个Magnequench公司（包括就业岗位、关键技术和生产技术）都被转移到了中国。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5月19日《美国展望》杂志网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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