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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自媒体的时代，很多中小学班级也经营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然而令清华附小六年级四班的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公众号竟然制造出了一篇“百万+”级别的爆款。原来，为了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清华附中六年级四班的同学利用十一假期时间，进行了一次关于苏轼的小课题研究，这篇公众号推文正是对这次研究活动的总结。
文章之所以成为爆款，是因为它从不同角度都有解读和讨论的空间，一些人从教育规律的角度指出，让小学生研究苏轼是一种拔苗助长，虽然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死记硬背，却又造成了“老师授意、家长代劳”的新式扭曲，为更加无孔不入的竞争和攀比提供了土壤，在加重孩子负担的同时也让家长疲惫不堪。
另一些人则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指出，要想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就研究苏轼，家长不仅要买得起学区房，还要懂大数据、会编程，上一代人的金钱和知识储备在下一代人的教育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导致现在的家长普遍焦虑的原因，而这种焦虑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微信公众号这样的传播平台进一步被放大了。
然而对于这种种质疑，清华附中附小的同学们似乎不以为然，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敦甚至因为发表了批评意见而遭到了网络暴力。不知道等他们进入了“清华大学毕业生买不起清华附中学区房”的人生阶段，对教育公平和受教育的意义会不会有新的理解。
小学生研究苏轼爆红：被互联网放大的教育焦虑
10月9日，一篇名为《当小学生遇见苏轼》的文章在“清华附小2012级4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后，迅速在朋友圈刷屏。文中写道：“适逢苏轼先生诞辰980周年，清华附小开展了一系列致敬苏轼的活动”，其中，2012级4班的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利用十一假期时间进行了一次关于苏轼的小课题研究，总共完成了23份课题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等等。
随着这条“10万+”爆款的持续发酵，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这些研究真的是孩子们独立完成的吗？家长和老师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研究真的解答了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吗，还是出于“炫技”的目的或者是单纯为了完成任务？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应是否放大了家长的焦虑，也让孩子被虚荣所裹挟？
清华附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在一篇评论中称，看完公众号列出的小学生研究课题之后，她的忧虑超过了欣喜。沈艳以《大数据分析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一文为例，指出了让小学生做课题研究的诸多问题。
沈艳指出，研究报告中最常出现的主语是“我和爸爸”，读来感觉研究主要是“我和爸爸”两人完成的，其余几位同学的分工看起来像是在“打酱油”，而研究采用的”大数据分词方法”也似乎不是小学生可以独立掌握的。因此，研究究竟有多少是由孩子们独立完成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沈艳认为，如果这些工作主要是“老师授意，爸爸执行”，那么就应该给老师和爸爸署名，或者通过致谢，诚实反映所有参与者的贡献，而目前这篇研究报告的署名就是教十几岁的孩子将别人的工作成功据为己有，如果他们将来真的以学术为业，这种行为足以断送他们的学术生命。
其次，老师带领孩子们做研究，是一种教学创新，从公众号上贴出的聊天截图上可以看出，老师们的确牺牲了假期的休息时间来指导孩子们，但老师给出的具体建议却是“你们先按照这几个板块去梳理找材料，特别好找，百度都有，然后再往一起捏合，用自己的语言来评论一下”。
这就不难理解，孩子们大动干戈采用了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却并没有回答任何有趣的问题，他们通过词频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归来”、“西湖”、“江南”等词出现次数最多，可能与苏轼四处云游的人生经历相关，这一问题根本不需要通过大数据来回答。对此，沈艳认为，“为炫技而研究、为完成任务而研究，是很多研究的通病。”如果课题研究就是让孩子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然后从搜索引擎查找二手资料再捏合在一起，那么还不如不研究。
最后，沈艳认为，课题研究如果是出于老师布置，而不是学生自愿，那么结果只能是产生新的扭曲，既让家长疲于奔命，也残害孩子。如今大城市的基础教育现状是，周末不上课外班的孩子已经是极少数，而对素质教育的追求，逼着家长和老师不得不素质教育、应试教育两手抓。在中式应试和美式素质的夹击下，孩子们的自主时间已经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过早在小学阶段引入课题研究，会让家长发现，原来挣钱买学区房还不够，还得会写文章、做研究。
新的需求会产生新的市场，家长的焦虑会催生新的培训产业，如果在小学阶段推行”大跃进式”科研，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教小学生如何写程序的培训班，或者帮小学生写论文的枪手，不仅会进一步剥夺孩子的自主时间，还会让他们失去对研究的敬畏和好奇。
苏轼
而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敦则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小学的花样繁多的教育改革比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对孩子的危害更大，而这样尖锐的批评他甚至在微博上遭遇了来自初中生的网络暴力。
文章指出，现在中小学教育突然开始重视语文教学，而且要突出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因此那些靠死磕“奥数”进入清华附中“龙班虎班”的孩子们，现在开始转向貌似高大上的文学“reading”，但这种“运动式”的“想起一出是一出”的教育改革常常让政策与科学成了反义词。
王敦认为，初一的学生刚一开学就要阅读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接上来是杨绛的《洗澡》和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作品诚然文学成就很高，但很多内容并不适合十几岁的孩子阅读，孩子们也无法理解其中描述的历史、政治和人性的深刻主题。如此违背教育规律，将本应属于闲暇时间个人兴趣爱好的阅读行为纳入中小学阶段的学校课程内容，并且安排一个“权威人士”（语文老师）在那里行使着打分、指手画脚的权力，在这样的前提下，孩子们还能体验到阅读的乐趣吗？
学校、老师拔苗助长，也离不开家长的推波助澜，腾讯大家作者尼德罗就在《清华附小的苏轼报告，一场被放大的抢跑运动》一文中指出，互联网放大了竞争的“响应级别”，也放大了家长的焦虑。如果在农村或小镇，家长对孩子成绩的关心可能仅限于“班里排第几”，而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都市，尤其是其中的优质学校里，家长和孩子们面临的是全国层面的竞争，而竞争的维度也不只是成绩，还包括会不会运用大数据、会不会做研究、写论文。
尼德罗指出，互联网打破了小社群、小团体的概念，建立了一个“平坦的世界”，这使得竞争者之间没有山丘、草木可以遮掩，所有人都看得见彼此的位置，所有人都可以直接拼刺刀。而为了孩子能赢，家长也不得不上场助阵。对于焦虑的家长们而言，有没有在孩子的研究报告里起作用、起了多大作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10万+”的公众号推文成功地撬动了人们的注意力，斩获了令人艳羡的荣耀和表彰，而这一现象，也一定会刺激到其他的学生家长。
不论是填鸭式教育、艺术教育还是素质教育，一经焦虑的中国家长之手，都会变成一场急匆匆的抢跑运动。更何况，这场抢跑运动还会暗地里得到老师和学校的默许甚至是鼓励。对于阅读量和点赞数的迷恋，促使家长和老师形成“共谋”，在这场刷数据的战役中，孩子们不仅因为家长的代劳，而失去了宝贵的“犯错机会”，甚至容易因为虚荣的裹挟，导致自我认知的失调。
（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