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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经济影响与对策”课题组】
中国的新冠疫情在除湖北以外地区逐步进入下降期，而于此同时，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则出现上升之势。这充分表明，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种环境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
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表明，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发布与传播至关重要，而舆论场中恶意煽动人类之间团结协作、甚至无中生有制造恐慌情绪的“负能量”论调，则会对伤害抗击疫情的努力，堪称疫情时期舆论场中的“毒瘤”。
在此，我们概括了国际舆论中八种典型的“负能量”论调，并揭示其荒谬之处，希望以此为疫情中的信息场域提供一面“照妖镜”。
一、以偏概全的“经济骤降”论
新冠疫情下，整个中国的街道上一度空空荡荡，毫无疑问经济会受到一定冲击。然而，据此声称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改变，将从中高速增长骤降为零增长或负增长，就过于以偏概全了。例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就表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此次新冠疫情波及面较广，餐饮业、旅游业和影视业等多个行业受到严重冲击，但应当看到，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需求端的抑制，导致出现了短期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依然存在，生产设备和技术等并未受到疫情影响。因此，此次疫情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IMF发言人格里•赖斯2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仍然相信中国经济具有韧性。”IMF相信，中国有望迅速恢复经济，最有可能出现的是“V形”增长。随着疫情的好转，供给端会逐渐恢复正常，同时疫情期间被压制的潜在需求得到释放，未来经济增长将会迎来一个较大的反弹。
结构转型使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一是消费成为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二是服务业占比不断攀升，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9%，；三是从储蓄过剩转向储蓄吸收，这使得可自由支配的家庭消费不断增长；四是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当前各行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使得线上业务快速发展。新冠疫情虽然加大了经济短期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二、痴心妄想的“中美脱钩”论
新冠疫情下，中国大量工厂复工时间被迫推迟，全球供应链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但据此发出“国际企业逃离中国”论调，并认为中美经济将因疫情冲击而“脱钩”的话，恐怕是痴心妄想。
例如，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1月31日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新冠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部分则流向墨西哥”，同时他还说，疫情等因素将促使美国企业重新考虑涉华业务的供应链等风险问题。
需要看到，面对疫情，中国政府展现出了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人们相信这场疫情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对经济造成持久的伤害，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并没有消失。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也表明，疫情过后，人们的消费欲望会得以爆发，经济会迎来较快增长。
况且，相对于美国第三产业占其经济总量的85%，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才只是超过了50%，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企业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舍弃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去竞争激烈的地方。
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不是现在的事情，从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可是真正的成果乏善可陈。这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拥有更加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也拥有更大的、多样化的消费市场，只有贴近中国市场，企业才能感受到最前沿的需求、拥有更快的生产速度以及确保更可靠的产品质量。
当然，中国产业处在转型升级的时期，一些企业不再适应中国的环境而离开中国，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绝不是罗斯所说的因为疫情而离开中国。
三、缘木求鱼的“国设崩塌”论
新冠疫情下，国际舆论中出现一些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声音。例如，德国之声2月6日以《这不是冠状病毒，是“官状病毒”》为标题，声称中国治理体系不是现代治理体系，因此才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而在一些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仿照源自娱乐业的“人设崩塌”一词，编出“国设崩塌”论调，用以污蔑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开始“崩塌”，甚至宣称中国将无法按计划实现全面小康。
显然上述诽谤毫无根据，只是基于凭空想象玩弄的文字游戏，纯属借疫情之机炒作“中国威胁论”，是国际舆论场的一种病毒。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需要基于出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才能做到，在国际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比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中国的表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做到了很大程度上降低疫情在全球扩散的风险。2月16日，针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中国政府再次做出“两手抓”的部署，包括健全生物安全法、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等。
中国防疫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赞赏中国采取及时有力和高度公开透明举措抗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赞中国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远远超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中国的行动速度、规模和效率，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四、沉渣泛起的“东亚病夫”论
新冠疫情下，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政府、企业、人民向中国捐赠物资，支持中国抗击疫情，但同时国际上却也有人倒行逆施，借机散布歧视中国的言论。
《华尔街日报》2月3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州病夫”为题刊文，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不仅要以全面战胜疫情的实际行动反驳这种论调，还要继续提升公共医疗卫生水平和国家实力，让东亚病夫的论调永远销声匿迹。
历史上，因为闭关锁国、国弱民穷，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蔑称为“东亚病夫”，这一蔑称成为国人心中的伤疤和永远的痛。经过一百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人民健康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7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水平大幅提高，迅速扑灭了天花、霍乱等恶性传染病，长期肆虐的血吸虫病也已得到根治。医疗体系全面建立，普及每个乡村。不仅中国的医疗健康水平稳步提升，而且每年派出援助非洲医疗队，支持抗击埃博拉等疫情。
伴随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转变，中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逐年快速增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实现全覆盖。如今，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并且还在稳步提升。通过“健康丝绸之路”等国际卫生合作倡议，中国的医疗卫生经验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
五、新瓶旧酒的新“黄祸”论
2月1日，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时政类周刊《明镜》（Der Spiegel）在其出版的最新一期封面上写着“新型冠状病毒”，并用一行黄色大字写着“中国制造”，还用副标题“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危险”标明对全球的危害。无论是黄色的字体，还是中国制造，《明镜》周刊都毫不避讳地在全世界一致抗疫的生死攸关时刻，毫无人性地宣传“黄祸论”。
众所周知，“黄祸论”最早源于俄国人巴枯宁，经由臭名昭著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系统论述，并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发扬光大。可以说, “黄祸论”源头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是西方对东方的“恐惧”，将东方视为威胁，害怕来自东方的超越，并进而上升为不接受东方逐渐发展强大，还要继续捍卫西方在全球领域的主导和统治。
而此次疫情的强传染性正好给了民族主义分子传播“黄祸论”的借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已经走出了东方与西方，黄种人与白种人“零和博弈”的旧社会，而是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共存、共发展的相对文明时代。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人种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团结合作，相互帮助，才能最终战胜病毒。“黄祸论”这场倡导“人与人”相互猎杀的闹剧需要“剧终”了。
六、井底观天的“新1984”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病毒的传播。为了控制病毒的人传人，中国使用了先进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来控制人口流动，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但中国具备的这种精准治理能力让西方媒体感到了害怕。2020年2月20日，“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刊文，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点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类似。此类观点在西方社会有一定市场，有两个原因：
一是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所熟悉的故事。《1984》的故事人尽皆知，但全世界了解中国的人并不多。所以，如果中国人从逻辑上去反驳中国不是《1984》，会发现难以说服西方的朋友。因为西方媒体用西方受众熟悉的故事去比喻他们不了解的中国，他们更容易相信自己熟悉的东西，就像你送给一个没有见过真实大熊猫的朋友一个大熊猫玩具，当你再次提到大熊猫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你送给她的大熊猫玩具，而不是真实的大熊猫。用一个中国成语来形容，这是“井底观天”。
二是媒体报道迎合西方受众市场的结果。就像好莱坞明星的八卦能够瞬间在社交媒体火遍全球一样，媒体的报道为了迎合受众，总是喜欢挑选一些特殊的视角来报道新闻。对于普通受众而言，“一个可怕的中国”显然比“一个正常的中国”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谁不喜欢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来一点新鲜和刺激呢？而如果利用《1984》这种为西方民众所熟悉的故事渲染中国，又能进一步制造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恐慌与焦虑，从而获取更多的读者市场，获取更为丰厚的媒体收益。这就导致了即使是在中国发生的很普通的事情，换一个标题，换一个视角，也可以被西方媒体包装成可怕的、怪异的新闻投放到媒体市场以吸引更多眼球。市场利益趋势下，也就不难理解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了。
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无论是《1984》还是《动物农场》，所描述的是人类组织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有人类组织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也是所有国家需要时刻反省的戒律。正如乔治·奥威尔本人所说：“我写的作品是用来警示世人，而不是作为操作指南。（1984 was supposed to be a warning not an instruction manual.）”
中国并没有禁止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出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在中国一直是政治思想类书籍中的畅销书，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中国道路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历史选择积累而来的阳关大道，不是《1984》式的羊肠小道。
七、子虚乌有的“生化武器”论
阴谋论在国际舆论场中是某种“常态化”的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来活动。
1月31日，美国共和党反华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发推特宣称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封杀中国”，要求所有美国人逃离中国，甚至还宣称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
而俄罗斯卫生部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名为《新冠状病毒（2019-nCoV）预防、诊断和治疗》文件，由于有“新冠病毒是一种由蝙蝠的冠状病毒与未知来源的冠状病毒重新综合组成的病毒”的表述，则引起了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制的“生物武器”的舆论猜测。
此类论调尽管传播较广，但即便在西方主流舆论场中也鲜有赞同者。《华盛顿邮报》刊登过一篇“专家驳斥说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是生化武器的阴谋论”的报道。这篇报道采访的5名来自美国知名院校和研究所的专家，都表示这种阴谋并不存在，因为大量证据显示，这种病毒就是来自自然界，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的。
其中有生化武器方面的专家表示，在武汉的疫情爆发后，一些研究生化武器问题的国际分析人员其实已经探讨相关论调了，但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支撑这种说法。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化学武器专家还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并不符合生化武器的需要，因为生化武器需要的是高致死率和相对低的传播性。
2月18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封27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合声明，支持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科研、卫生和医务工作者。声明表示，各国科研人员对新冠病毒全基因组的分析结果压倒性地证明，新冠病毒和其他新发病原一样，来源于野生动物。科学家们呼吁支持世卫组织的专业意见。
八、抱柱含谤的“世卫偏袒”论
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生的成效有目共睹，秉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然而，国际社会偏偏有些人带着有色眼镜，对正面评价中国抗击疫情成效的机构乃至个人诽谤中伤。用一个中国成语来说，这是“抱柱含谤”，即公正守信却遭到恶意诽谤。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中国防疫成绩的肯定，就被国际上某些媒体说成“偏袒中国”。据日本《产经新闻》、《朝日新闻》报道，质疑原因有世界卫生组织无法有效掌握疫情、并分别在2月2日、3日称赞中国对疫情的防控、未主张撤侨和对中国加以限制。2月12日，谭德赛再被提问是否受到中国的授意和压力而一直试图褒扬中国，谭德赛对此进行反驳并表示不满。
正如谭德赛的回应，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世界多国领导人和专家对中国的努力及透明度表示赞赏，谭德赛本人也是客观的承认中国做出努力的真相，并呼吁应各界共同对抗病毒而不是指责。
2月12日，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肯定中国在防疫方面所做的工作
凡举一事，必有浮议摇撼。世卫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也曾在2015年被“批评”在MERS疫情上偏袒韩国。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言行是基于疫情爆发国当局上报的信息、世卫组织审议疫情最新数据和趋势、以及《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而提出行动建议。对谣言和错误信息的抵制也是其工作内容。当前，不仅是中国，新加坡当局也敦促公民不要传播谣言。谭德赛还专门撰文以应对“信息疫情”，与媒体合作并呼吁与谣言、谎言和错误信息作斗争。
（本文执笔人：王文、贾晋京、卞永祖、曹明弟、刘英、刘玉书、杨凡欣、关照宇、王鹏、刘典、陈治衡、张婷婷、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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