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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是国内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从影二十余年，执导了十三部电影长片，多次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并屡屡斩获大奖。他最近的一部电影《地久天长》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11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9年度表彰大会年度导演奖以及第14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
从1993年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开始，无论是《十七岁的单车》还是《我11》，一直到最近的《地久天长》，王小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梳理着时间，凝视着时间，他的电影里有着独特的个人生活印记，比如对三线记忆的雕刻描摹，他也通过对这些记忆的回顾，重新抒写了记忆所栖息的那段历史。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在名为“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的主题大师班中，王小帅表示自己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两个时代。青春期刚开始成长的时候，中国正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阶段，在那个懵懂的时候，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的时候，王小帅正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十年。
“现在很多那个时代的人回忆起八十年代的那十年都有感慨，都说可能这是中国最好的黄金十年。”在王小帅看来，在那个十年里，比他们更成熟更年长的一些人已经进入社会，创造和输出他们的东西，与此同时，欧洲或者美国的信息和思想体系开始进入中国，打破了东欧和前苏联的简单二元化的思想体系。“我们读书的这十年正好两边都在接触，感觉自己像一个刚刚睁开眼的孩子那样看世界，所有东西都在那个瞬间爆发出来。”
另一个重要的年代是九十年代。进入到九十年代，所有八十年代的热情、自由奔放的激情还在，王小帅表示，自己思想里积攒的那些东西，青春期的那些冲动和愤怒都在九十年代爆发出来了，同时社会也允许这一切发生和表达。
关于艺术创作的大众接受度，王小帅认为，找到大众的共情点是电影成功最基本的底线。但如果有时候你找不到，或者一个题材本身就很特殊，那就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电影来拍。他举了自己的例子，“三线这样的电影一开始拍出来，大家也会质疑看的人不会太多，我只能不考虑这个事情，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是我要说的，这段历史是我要表达的，我必须要把它说出来。我眼睁睁看着父母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把青春放在那里，把自己的专业扔到一边，就这么一辈子下来了。”
关于电影的作者表达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平衡，王小帅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可以把思考的角度切换开，如果是从一个电影工业的角度来考虑，那就必然要考虑到电影的工业性、市场化的一面，包括演员也要思考，每个人从每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把平衡的事情全部放到导演身上，在他看来，一个导演如果商业上非常成功，那应该恭喜他，有些人可能在票房上不成功，但表达很好，那就应该继续下去，这涉及到电影多元化的问题。“我有没有一点电影工业的底子？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我更多的兴趣点和精力还是要放在我自己关注的那些事情上，我不能把自己的这点时间和精力浪费掉。”
“我一直在反问自己，就像我拍第一部电影一样，它要不要，它值不值得，它需不需要存在，经历了这个过程，我越来越积累了信心，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能消失在中国的电影版图里。而且我认为否极泰来，它将来一定会被重视，因为如果文化和艺术一直不被重视，那么其实对整个民族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你把它眼光一放长远的话，它一定将来会翻转的，这是我的信心所在。”王小帅表示。
图片来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
在大师班上，《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的导演韩天，《汉南夏日》的导演韩帅，《落地生》的导演敬然，《日光之下》的导演梁鸣分别向王小帅提问，以下是对话部分内容，界面文娱略作编辑。
梁鸣 ：刚才你们聊的特别好，我在下面已经积累了一些想问导演的问题，白雪导演已经都问了。我想听小帅导演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去电影节时的回忆和感受。
王小帅 ：故事特别多。现在我们的观影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来，《冬春的日子》的第一场首映是在温哥华，洛杉矶电影节要我去，我就很激动，但是我的护照办不下来，因为我要回福建办护照，福建是全中国最难办护照的地方，我怎么也办不下来，所以就错过了。他们觉得很遗憾，觉得找到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就来到北京约我们见面，我说出不去，他说现在到洛杉矶电影节好象还有几个月时间，我们给你想办法，给你出亲戚邀请函，最后终于办好护照了。我第一次出国形象很糟糕，我当时上火着急，吃错了药，吃的是磺胺类的药，我的身体是磺胺类不耐受的，我不知道，一把下去，整个嘴巴就肿成了怪物一样，这样就到了那儿。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糟透了，头发又很长耷拉在脸上，就这样第一次去跟观众见面。那个时候我们去电影节有一个好处，别人会给我们钱，中国来的给你们一顿几欧的饭票，公共汽车给你一点钱，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一点足够在那儿生活的钱。那时候真是一个特别难看的小伙子，现在想起来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敬然 ：您刚才谈到的很多作品其实也是跟个人经历相关的，电影也是为了共情，您的作品通过电影节走这么远，去到不同国家的电影节，你觉得地域性对共情有影响吗？
王小帅 ：就像你们一样，你们去到电影节总是会碰到特别喜欢你电影的人，你也总会碰到那个人迎着你眼光过来不理你就走掉了，说明他可能就一般般（喜欢）。地域的文化的不同，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比如到了日本的电影节，我发现其实他们比欧美的还要热情，这个很奇怪，大家长得差不多，有亚洲文化圈的感觉，然后到了北欧就可能会差一点，人家没有特别热情跟你说话的习惯，到了西班牙或者到了意大利，你会觉得非常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他们好像很热情，你都觉得很奇怪，他们搞清楚没有就喜欢，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太寂寞了，到电影院看到外国电影就很激动。
韩帅 ：想问一下，您拍了很多的跟青少年有关的电影，执导过很多少年演员，不知道您在执导少年演员过程里有没有独特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既定的意愿去表演的时候，这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王小帅 ：我现在回忆所有的过程中，我是绝对不会认真的跟他们说戏，你蹲下来跟他讲，他认真一听一琢磨，那点意思他怎么能知道呢，不可能，所以得跟他们玩，因为小孩子能输出的表演是成年专业演员给不到的，太天然了，只要让他们玩起来，只要放松，他们总能够达到你所抓捕到的东西，千万不能认真。经常现场副导演一着急要过去跟他们认真说事的时候，我赶紧说千万别说，我们就陪他们，就把时间给到他们，你说多了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他就突然变成那样在演戏了，那就吓人了，所以年轻小孩你给他时间就行。
韩天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来论坛之前我看了鹏飞导演的《又见奈良》我很喜欢，对我有很多触动，可能对我们青年导演来说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从特别有限的个人经验里去到一个更广阔世界，你想努力的时候，好像会觉得有些不确定。小帅导演的电影比如《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是您身边人的故事，到了《扁担姑娘》又突然发现了更大的世界，然后又回到了自己曾经的经验，三线的故事，又到了《地久天长》这么广阔的中国当代史的表述，我不知道您在那些阶段从自己的经验到更大的世界的时候，有没有过那种困惑。
王小帅 ：对这个事情我问过自己，给自己的回答就是一切都顺其自然。你的年龄、你的经历到什么程度，你那个时候感兴趣的点就是它，没有任何问题，你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另外一个导演拿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东西，再着急没有用，你就做你自己，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
你在拍片子的时候如果二十几三十岁，要想跨越到一个五十岁的人去思考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把自己放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过程中去做，在哪个时间段做哪个时间段的事，比如你到四十岁了，这个时候再回看自己三十或面对一个三十岁的人时，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沟通的，只有你也到四十岁的时候才会突然之间会意那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做这样的电影是很幸福的，我们会把压力减到最小。比如我四十岁的时候不敢做《地久天长》，当时也没有那个契机，社会也没有变化到那个时候，但恰好到那个时候一变化，根据自己的五十岁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再结合再去把这个电影解构起来，才有可能，要不然你做不了那个事情，所以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韩天 ：您在电影里面会有很多现场即兴的成分还是都是设计好的？
王小帅 ：做剧本我越来越觉得要做得扎实，年轻时我做《冬春的日子》的时候有一半的剧本，到后来觉得剧本不重要，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散的作坊式的，你可以即兴一点，大家时间短，片子也短，但我越来越发现，这个时候在戛纳也好，威尼斯大银幕一出来的时候，发现不是即兴能玩得了的，世界上没有几个王家卫，我说我不行，我要好好把剧本做实，这是我的经验，因为这是让我有信心的一个基础。
有了剧本之后，到了现场可以随机调度，可以根据那个空间去判断。一个导演一开始的感受很重要，对生活、对自身、对内心、对世界的感受很重要，之后就是选择，你要选择做什么，你要选择什么方向，当这一切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给自己判断，再往后就是要有一种味道，你拍电影最高级的就是你能把空气拍出来，把味道拍出来，印度的片子咖喱味能拍出来，或者日本海边海风吹到面上那样的味道拍出来就了不起了，像侯孝贤早期的味道，再往下到顶级了就是态度，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主题是你的态度，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的电影，你的人物，你的这些人的命运，你的国家、你的社会、你的民族、你的价值观，态度是最后的，如果一切都有了，态度垮了，就什么都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