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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数字测绘这些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遇到经历时光洗礼、至今备受珍视的文物时，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方兴正艾，直接导致了“数字遗产”（digital heritage）的出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定义数字遗产的：
“人类知识或表达的资源——无论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学的、行政的——或者包含技术、法律、医学和其他类别的信息正越来越多地被转换成数字虚拟资源……许多这些资源拥有长久的保存价值，因而构成一种值得为了当下和后世妥善保护的遗产。这种遗产可以以任何语言出现、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反映人类知识或表达的任何方面。”
教科文组织指出，数字遗产很有可能会越来越普及，个人、组织与社会群体将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来记录、表达他们所重视且希望为后代流传下去的事物。事实的确如此，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技术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数字遗产在“保护”以外还具有了其他的意义，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或重塑了遗产原真性（authenticity）的本质。
然而，当我们观赏那些外表与原作别无二致的佛像的时候，我们究竟在看什么？它们是否仍然具有与传统和崇拜仪式密不可分的灵光（aura）和原真性？还是就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在机械复制时代来临后，大量复制生产的作品不再有原真性、灵光亦开始衰退？虚拟的数字文物可以取代真实文物吗？这一话题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最后一根稻草：挽回消逝的文化遗产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数字技术是挽回消逝的文化遗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从2003年开始着手进行阿富汗巴米扬佛像的保护工作。巴米扬佛像位于巴米扬山谷，于公元6世纪用红色砂岩雕刻而成，然而其中最大也是最负盛名的一尊佛像（高38米）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2003年3月，巴米扬山谷及其考古遗址作为“犍陀罗国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
2006年秋，德国亚琛大学与维也纳技术大学合作，使用3D激光测量系统和尼康数码相机勘测巴米扬大佛的壁龛及周围的洞窟结构，获得了这个损毁严重的壁龛的精确、逼真的3D模型。随后，研究人员利用历史文献和图片，制作了一个虚拟3D模型来还原巴米扬大佛。在这个虚拟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有望在未来复建部分或整座佛像。
研究人员利用历史文献和图片制作了虚拟3D模型来还原巴米扬大佛。图片来源：RWTH Aachen University
数字技术还帮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挽回了一个悲剧性失误。2002年10月6日晚间，一尊亚当像因基座突然碎裂而倒地，遭到严重损坏。这尊大理石雕像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Tullio Lombardo（1455年-1532年）制作，于1936年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永久馆藏，是北美地区最重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
在从意外发生的震惊和沮丧中恢复过来后，大都会博物馆决心尽最大努力修复这座亚当像。来自馆内和馆外的文物修复者、科学家、工程师、图像专家齐心协力，在整整12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将雕像修复如初。
亚当像碎裂成了28个大块和上百块小碎片，幸运的是，头部、脸部和躯干相对而言完好无损，然而手臂、下肢和装饰用的树干损毁比较严重。事故发生后不久，博物馆文物修复者、保护专家和策展人在外聘材料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合作项目，试图找到修复雕塑的最佳方法，并为未来的大型石像修图提供参考。
修复工作从2003年开始。研究人员使用3D激光扫描了所有的碎片，激光扫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许多研究手段，包括有限元分析和结构工程调查，后者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碎裂的成因和雕像各个部位的压力点。研究人员还对保护材料做了大量的研究测试，确认了修复雕像的最佳黏合材料。2014年，当修复完毕的亚当像再次展出时，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任何它曾经碎裂过的痕迹。
经过修复的亚当像。图片来源：MET
对很多人来说尚属新鲜事的“众包”（crowdsourcing）甚至也被运用在了挽救文化遗产上。2015年2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博物馆大肆破坏了大量文物，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两位博士生，Chance Coughenour和Matthew Vincent，于当年2月底在网上发起了“摩苏尔计划”（Project Mosul），邀请曾经参观过惨遭蹂躏的摩苏尔博物馆及周边地区的网友上传他们此前在该地区拍摄的照片。对“网络考古”感兴趣的网友可志愿加入计划，帮助归类图片，使用科技手段在网络空间里重建被破坏的文物。
这种手段就是摄影测量法，这种测量法能够通过软件将数张拍摄同一个物体的2D照片转换为3D图像，如今已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术，仅仅是普通数码相机拍摄出的照片就能被用来制作3D模型了。”Vincent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表示。
“摩苏尔计划”中的其中一个3D模型。图片来源：Project Mosul
目前，摩苏尔计划已经收到了6194张照片，正在进行制作的3D模型项目为129个。“这些模型不具备我们用校准照相机、激光扫描等手段制作出来的模型那样高的科学价值，然而这些3D模型仍然具有可视化价值——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已经不存在的文物曾经的模样，我们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复制出身处博物馆的体验。”他说。
3D打印佛像：以假代真是保护还是亵渎？
3D打印是一种日益流行开来的新技术。凭借这种手段，人们可以快速制作出任何形状的立体状物体。3D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应用场景是为新产品的研发快速制作模型，然而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些寺庙开始利用3D打印技术来复制古代佛像。
2010年，日本歌山县立技术高中的一群学生在“工业设计”课程中启动了一项特殊的项目：他们与当地一座盲人学校合作，花了6个月的时间，使用3D打印机复制了当地一座著名的爱染明王像。因为材质为塑料，所以可以让有视觉障碍的信仰者随意触摸佛像。
然而很快学生们就发现，这尊3D打印佛像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据统计，在2007年至2009年间，日本佛寺有105件被列入文化财产名录的文物被盗窃，其中20件位于歌山县。近年来，日本部分地区人口减少，这里的住持往往需要同时打理数座寺庙，这为盗窃分子带来了可趁之机。
据日本媒体报道，岛根县江津市清泰寺住持井下智泉将寺内珍藏的一尊木质阿弥陀如来像（岛根县文化财产）送往岛根博物馆收藏，并从2015年5月开始在寺内供奉3D打印的复制品。井下住持认为，3D打印技术的低成本和精确复制能力能够帮助寺庙更好地保护佛像。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来永远守护佛像了。但有了这尊3D打印的复制品，只要它还被供奉在寺庙里，人们就能轻易地感受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关于岛根县江津市清泰寺供奉3D打印佛像的报道
3D打印佛像的做法在中国国内也存在。2017年12月，按1：1比例用高分子树脂由3D打印制作而成的云冈石窟第三窟西后室正式亮相青岛城市传媒市场，引起了文物爱好者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这座复刻石窟严格按照石窟内的原貌复制，一边是高达10米的主佛阿弥陀佛造像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一边是斑驳风化的砂岩墙壁，中间有两根立柱，上面的洞龛内还有一尊尊小型佛造像。整个石窟的制作历时两年，参照拍摄的30万张照片，用842块模型拼接而成。
复原采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多图像三位重建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高保真重建了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彩色三维模型，而后通过引入国内自主研发的高精度3D打印机，通过计算机三位激光扫描技术结合3D打印铸模技术，复制文物的所有细节，达到文物材质及色彩纹理上的高精度还原。
在青岛城市传媒广场展出的3D打印云冈石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数字文物只可能无限接近文物，但永远不可能取代”
上海纽约大学交互媒体艺术助理教授陈无畏表示，平时他与同事交流时，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传统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因此只有虚拟文物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然而他本人的看法是，“数字文物只可能无限接近文物，但永远不可能取代”。
陈无畏将数字三维可视化、交互动态图像设计、数字雕塑等技术融入数字文化遗产内容的开发中，并在上海纽约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除了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的学生，数学、工程、艺术系的人才都能纳入其中。
2016年，陈无畏前往重庆，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进行一项数位档案项目。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时期的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媚态观音像，该雕像曾因其向左方俯视、微笑中带有一丝羞赧的独特造型而被梁思成点评，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化，媚态观音的笑容已经不复当年那样清晰。
像媚态观音这样的文物正在环境变化和人为破坏中日益凋零，文物数字化由此显得尤为必要，文物或可借此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于后世。陈无畏撰文表示，大足石刻网络建档项目在通过开发数字遗产内容来保护实体文物和遗产地之外，也希望能够将这些数字档案通过出版、展览、研讨会、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各种渠道传播出去，这个项目积累的经验与知识也可被简化应用到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特别是STEM教育。
若我们将数字遗产视作公共教育和知识普及的一种手段，那么其是否具有灵光和原真性的问题，就应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考量了。事实上，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Bruno Latour与哥伦比亚大学文物保护副教授Adam Lowe合著的文章《灵光的迁徙：如何通过复制品探索原作》（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 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 similes）指出，我们对查明是否是原作如此痴迷的原因，恰恰正是因为质量越来越高的复制品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换言之，追求原作的强劲动力取决于它的复制品能够激发起多大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复制品，就没有原作。要想在某一样物品上打上原创的标签，你需要在它的表面施加只有大量复制品才能提供的巨大压力。”
因此两位作者认为，在对“但是这是一件复制品”的“指控”做出下意识的判断之前，我们应该拒绝鲁莽地评价原作或其复制品的价值差异，因为复制品实际上也是原作不断被重新书写的档案的一部分。“复制品，特别是那些依靠复杂（数字）技艺制作的复制品，是探索原作最有成效的一种方式，它们甚至能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原创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遗产一直与我们同在，也一直在被人们的现实考量和现世经验所不断改变。英国学者Dennis Hardy将遗产视作一个“价值负荷的概念”（value-loaded concept），意思是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它的本质都完全取决于所处环境。《不和谐的遗产》（Dissonant Heritage）一书指出，“现世从一个想象的过去中选择继承什么为当下所用，并决定什么应该被传递给一个想象的未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遗产都是由当下塑造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应放在我们当下的时间与空间体验中来理解。
当遗产借助数字技术在虚拟世界获得新生时，它亦是人们对其价值做出的又一次谨慎判断和选择，肯定了遗产对于当下的意义。而当文物以数字遗产的形式存续于更多没有渠道能够直接接触原物的人们的想象中时，它的真实性，或许能够部分消弭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对立，确认我们应该珍视什么及保护什么。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