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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记者：周馨怡
“深圳去年GDP超过两万美元，全年所申请的专利数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的总和。一个如此动态创新的城市，可以作为中国的城市名片，辐射‘一带一路’国家，辐射全球。”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王勇副教授在11月10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城市经贸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指出。
他说，如何根据不同国家在各自发展阶段下不同的内生经济结构提供产业政策与政府决策的建议，是新结构经济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最为关注的问题，深圳作为改革开发特区的成功案例值得借鉴。
思路决定出路，王勇认为，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它们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应当提供新的视角。
论及新结构经济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见解，王勇提出了如下三点：其一，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应国家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应根据其自身发展阶段来制定经济政策，扶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与此相反，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等机构现行的主要理论通常认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首先要看最富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一比较，他们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完备的产业、最好的法治、最优越的人力资本，而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依照这种“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发展经济，正导致了包括非洲大部分国家在内的普遍贫穷。
王勇指出，如果整体经济制度无法改善，那么至少可以像中国一样建设一些经济特区。深圳正是这样成功的案例。在小环境内改善制度，以点带面，然后逐渐发展，逐渐将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增加，这个时候产业就会动态调整，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发展，附加值越来越高。因此，由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还是农业、或者早期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在对它们进行产业输出的时候不能盲目进行国际转型、淘汰落后产能，而应该针对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国家输出如家电制造业、化肥业这些领先世界的劳动密集型技术。
其二，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应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新结构经济学主张超越凯恩斯主义。发展中国家本身基础设施建设存量小，经济衰退的时候，世界资本的价格、建设资金的价格都比较低廉，这是最好的做基础设施投资的时机，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是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是结合着产业升级同步进行的。中国的高铁、以及许多其他前端基础设施都具有很高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景远大。
其三，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的资本相对充足，需要走出去寻求全球的商业机会。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相对高，资本有所积累，贸易呈顺差，国内储蓄率也较高。过去的两年对外投资额超过流入投资额，我们正在走出去。这个过程中怎样在全球市场上寻求最好的资源配置追求最高的回报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另外，王勇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进行了四点补充，他认为，首先，中国和很多新兴国家一样，伴随着高增长速度而处在转型过程中；第二，中国仍处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第三，中国正由原本相对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向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不断开放；第四，中国由原先地区性、大而弱的国家逐渐向国际型强国崛起，这与既有的国际政治秩序不协调，与许多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竞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以上特殊性，中国进行“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发展自身经济都需要新的理论探索。新结构经济学也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本文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创始成员之一，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副教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王勇演讲内容整理。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