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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几起“纸面服刑”事件被曝光，使得“保外就医”这项温情的监外执行制度面临诸多争议，如何堵住该项制度的漏洞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1992年，内蒙古未满18岁的巴图孟和因口角捅死了被害人白某，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5年。进监狱前，巴图孟和申请了保外就医，直到2007年办理“刑满释放证明书”，中间一天牢都没坐过，而他却成为了当地的会计、当选村主任，甚至当选旗人大代表。
对此，2020年9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内蒙古纪检监察机关对巴图孟和专利减刑、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等环节中有关人员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深挖彻查。截至今年8月21日，共对26个单位的65名公职人员进行了党纪政务处分。
同样是在内蒙古，另一起“纸面服刑”事件也被曝光。因犯故意杀人罪本应服刑的王某，却在狱外活动长达7年时间，旅游、工作、结婚、生子，样样都没有落下。据媒体报道，5名狱医不同程度参与了对王某6次保外就医、1次暂予监外执行的病情鉴定造假。
此外，媒体还发布安徽省休宁县男子“伤人致死被判刑12年，却没蹲过一天监狱”的报道，也引发热议。9月13日，休宁县委政法委通报称，已成立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全面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上述几起“纸面服刑”案件发生后，保外就医被滥用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指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经有关机关批准取保在监狱外医治的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王顺安教授对界面新闻表示，世界各国的保外就医制度都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设计，我国由于法治建设相对滞后，此前过分强调人道主义关怀，导致现在暴露出诸多问题。
1990年颁布实施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曾规定，保外就医申请需要经过多项流程审核，如由监区讨论通过、报狱政科审查，初审同意后，进行病残鉴定。鉴定结论经医院业务院长签字，加盖公章，并附有关病历档案。公安机关审查取保人的资格并出具意见，经由劳改局审批后将文件送达罪犯家县级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此后二十多年间，《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成为了我国执行保外就医的主要法律依据，直至2014年12月1日《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开始施行，该文件才正式废止。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进一步严格了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审批程序，明确了对罪犯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或者批准机关。如在交付执行前，由人民法院决定；在监狱服刑的，由监狱审查同意后提请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批准；在看守所服刑的，由看守所审查同意后提请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还应当每个月向司法所报告本人身体情况，每三个月向司法所提交病情复查情况。对保外就医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并根据需要向批准、决定机关或者有关监狱、看守所反馈情况。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纸上服刑”事件的出现，首先可能是监管不严，相关部门未能尽职尽责致使发生保外就医人员逃脱刑罚的现象。“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利用病残取保逃避法律制裁，用行贿、拉关系的手段拉拢有关人员违法办理保外就医，以保代放。”付建对界面新闻说。
付建指出，服刑人员申请保外就医是否会被批准，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身体状况，这涉及到相关的疾病范围，以及相关病情的严重程度，当前我国各地的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容易导致医院在对病残标准的理解和掌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客观上使病残鉴定工作难以统一，难以实现对病残鉴定的监督和制约，这也使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有机可乘，导致以保代放和收监难等问题。
如在2019年轰动全国的“孙小果案”中，孙小果父母向办案部门提供了孙小果患病虚假证明，孙小果办理了取保候审，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后，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在非法保外就医期间，孙小果又于1997年4月至11月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不仅是监狱法要完善，还涉及到刑法变更执行的问题，需要对刑事诉讼法予以完善。”王顺安说。
付建认为，可以从保外就医的适用条件上以及后期监管上去完善该项制度。在适用条件上，可以将疾病的范围及其严重程度的相关标准划分得更细一些，在后期监管上，可以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相关的报告频率。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加强了监督。如2014年，最高检通报称，截至当年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
此后，中央政法委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从严规定了三类罪犯（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实体条件。
王顺安表示，我们要阻断违规保外就医的利益链条，就需要严格程序化，不应由监狱和看守所上级管理机关作出保外就医的决定。目前，监狱服刑人员的保外就医决定权归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即便是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审批，也是内部审批，而在看守所服刑的人员只需要市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即可保外就医，更容易出现问题。
保外就医的审批权收归法院可行吗？“在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上，一个是要制定更严格的保外就医程序和条件，保外就医期间不能算进刑期，第二就是保外就医要司法化改革，应统一由法院来作出决定，以对执法机关进行制约。”王顺安说。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