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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廣濤
4月22日，《東京新聞》報道，日本自衛隊武官正式向文官宣戰，要求把管理自衛隊的權限更多地向文官轉移。對此，日本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指出，日本的自衛隊終於開始暴走，戰後為了避免戰前的悲劇重演而設定的“文官統治”原則已開始被侵蝕，而這一切都跟戰前的日本如此相似。
【法制准備，為軍國化大開方便之門】
2006年，安倍以“擺脫戰後體制”為政治口號當選日本首相，僅僅一年，他就在安保領域實現了兩大突破。
第一，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 這一升格體現了日本政府對國防的重視，此後，防衛大臣可以內閣大臣名義向財務省申請防衛預算（過去的防衛廳長官並無此權力）。此舉推動日本國家財政預算向防衛領域傾斜，從總體上提升軍事在日本政治中的分量。
第二，通過“國民投票法”，為實質性修改憲法鋪平道路。 眾所周知，“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不保有軍隊和戰爭權）一直制約着日本軍事大國化進程，安倍欲擺脫束縛、在安全保障實現實質性突破，必須修憲。
而根據憲法第96條第1款規定，修憲必須由全民公投來完成。一直以來，日本國內雖然有修憲的討論，但是在國民投票這一關卻沒有實質進展，安倍此舉算是修憲的大跨步。
2012年，“二進宮”之後，安倍的安全保障策略更加精致。安倍重新拾起第一次內閣時期設立的“安全保障懇談會”，開始從制度上進一步打破戰後日本安全保障的禁錮。
在自民黨的競選公約中，安倍明確提出“發揮首相官邸司令塔的功能”，主張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日本版NSC）。“司令塔”這個說法特別敏感，因為很容易讓人想起戰前日本軍隊的“參謀本部”。2013年，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成立，安倍的心腹穀內正太郎擔任首任安全保障局局長。
穀內正太郎與安倍晉三。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作為日本版NSC的配套措施，安倍又在同期強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意在通過控制言論的方式保守國家機密。 戰後日本保守政治“始祖”中曾根康弘在其擔任首相的1980年代就有過制定類似法律的想法，因為國會的反對無果而終。然而，安倍卻做到了，即便該法案出臺後一直廣受詬病。
隨後，安倍冒着割裂日本社會的巨大風險，於2015年9月19日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是由十一個法律“打包”通過的法案，幾乎囊括了有關日本安全保障的所有重要法律文件，對日本今後軍事動向有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
日本群眾抗議新安保法。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今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案開始實施，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它認可了“集體自衛權”，並將其適用範圍由日本本土擴大到周邊地區，同時也放寬了對可使用武器的限制。在此問題上，該法案跟日本憲法原則存在沖突。因此“違憲”成為了日本輿論對該法案的最大批判，可以想見，安倍下一步動作就是“修憲”。
安倍第二任期以來在安全保障領域一系列動作都說明，戰後日本安全保障戰略中的“專守防衛”理念已經衰落。
近些年，日本防衛半徑越來越大，從東海、到南海甚至波及印度洋和波斯灣，這已經大大脫離其固有的防衛生命線，“防衛”一詞已經過時，其安全政策似乎已經逐步開始擺脫“防禦性”邏輯，逐步向“進攻性”轉移。
【擴大戰爭機器，“軍學工複合體”正在形成】
一、連續十年武器進口排名第一
美國國務院2015年12月31日公開的《2015世界軍費支出、武器轉移》報告顯示，在2002-2012年這十年間，日本武器進口額為1661億美元，年均進口額為150億美元，在全世界170個調查對象國中排名第一。這一數字接近排名第二的英國與排名第三的韓國的總額。
自安倍第二次上臺以來，日本防衛預算連年增加，其中裝備購買和研究開發的費用的增幅最大。
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根據2015年《防衛白皮書》，日本上一年的防衛總預算超過48000億日元。 其中，日本自衛隊員工資、補貼、口糧等開支占到防衛總預算的近半數。此外，最大的兩項支出就是武器裝備維持和進口費用。2015年度日本武器進口的預算額度是7400億日元，約占總防衛經費的15%。
“宙斯盾”型驅逐艦。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斥巨資進口裝備表明：日本自行生產的武器裝備不能滿足所需，須通過進口追求更高精尖的武器裝備。
海空一體戰中所必需的武器裝備在日本武器進口中占據核心地位。 例如，2016年度武器進口清單中有用於防禦彈道導彈的“宙斯盾”型驅逐艦一艘，F-35A戰鬥機7架，SH-60艦載直升機17架以及E-2D艦載預警機、魚鷹旋翼機等若幹。
按日本防衛省的說法，這些高端武器裝備旨在“有效防禦來自大陸方向的打擊”，把中國以及朝鮮納入其“防禦”範圍之內。
三菱重工、IHI、三菱電機合作生產的F-35戰機（代工）。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二、武器研發進入新階段,“軍工/軍學複合體”正在形成
自安倍上臺以來，在大量進口先進武器裝備的同時，通過增加對自主研發的投入，來提高日本戰略自主性和軍事技術的更新換代。
研發領域的一個特色是“軍學複合體”的形成。目前，日本防衛預算中對研發的投入總額僅次於美國，據世界第二。一直以來，日本大學和研究機構奉行和平主義精神，對軍方的研發委托持抵制態度；然而，近期，日本的大學和其他科研機構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日本防衛省的研發項目。
2015年，隨着日本政府實行《安全保障技術研究推進制度》，日本一批優秀的大學陸續開始申請防衛省的研發項目（雖然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幾個傳統名校明確表示拒絕，但是仍然有不少大學提出了申請）。2015年的防衛省公開招標研究項目共收到109個申請，最終獲准的只有9個，其中4個來自大學。
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同時，“軍工複合體”的功能強化加速了日本從國內軍工企業購買裝備的步伐。 2015年9月，日本財界最大的利益團體“經團聯”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關於加強防衛產業政策的建言”，“經團聯”不僅要求日本政府加強對防衛產業的支援，同時要求日本政府繼續放寬武器出口的限制，為日本軍工企業的發展某出路。
在軍工複合體的利益驅使下，日本軍工企業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老牌軍工企業相繼從日本政府手中獲得大筆訂單。
川崎重工產品P-1反潛巡邏機。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有學者認為，日本軍民兩用工業體系非常健全，雖然戰後一直強調民用部分，但是很多企業都具備軍工性質，一旦進入備戰狀態，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建立起相對完備的軍工產業體系，甚至實現核打擊能力。
在此基礎上，若隨着日本進一步放寬武器出口原則，2013年安倍內閣同意簽署“武器貿易條約”，日本武器進出口也開始擺脫傳統限制成為“正常國家”，恐怕不久的將來將實現武器貿易的“出超”。
【輿論戰：渲染中朝威脅、打壓反對意見】
過去，日本防衛省一直公開將朝鮮視為主要威脅，中國還沒有成為日本防衛白皮書的“常客”。然而，近年來，渲染“中國威脅”的筆墨從未間斷。
在2015年7月發表的年度“防衛白皮書”中，中國相關內容占據了大部分，其中增加了“海洋相關動向”版塊，其實質是根據對中國海洋動向的判斷制定日本的應對措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此對日本防衛白皮書中“中國威脅論”進行批判。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回應道：防衛白皮書完全沒有渲染或者強調中國威脅的意圖以及相關表述。而日本媒體則直接而明確地把2015年防衛白皮書中對中國的描述視為“中國威脅”。
即便日本政府未明確表達，經媒體解讀和傳播之後，日本民眾會自然而然地將中國視為日本的安全威脅，以此為突破限制、實現擴軍提供合理性。 這才是防衛白皮書的真正目的。
被迫辭職的新聞主播。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日本雖標榜自由民主，但是就近來的動向來看，似乎與其所標榜的自由民主越來越遠，“打壓輿論”成為日本人頻繁討論的關鍵詞。
四大新聞機構的輿論調查顯示，安保法案通過後，日本國民普遍對其持反對態度，媒體對安倍的批評也與日俱增。安倍控制輿論的策略有點接近戰前的國家主義，即或明或暗地打壓媒體，減少不利於自己政策的負面報道。
2016年3月，日本媒體界三位著名的新聞主播（評論員）因為日本政府的幹預而被迫辭職，他們分別是朝日電視臺的古館伊知郎、NHK的國穀裕子和TBS的岸井成格。
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顯示，日本新聞報道的自由度自小泉純一郎內閣開始至麻生內閣（2002-2008年）的排名從20名跌至50名左右，到了民主黨內閣則逐漸回複到17名甚至11名。
然而，隨着安倍的二進宮，2013年的排名已經降到53名，2014年降到59名，2015的數據顯示日本的媒體自由度排名為61位，2016年更是下跌11位跌至72名。無國界記者組織把安全保障事務的信息不透明和特定秘密保護法列為其媒體自由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壯大自衛隊，武官參政傾向日趨明顯】
一、積極塑造日本自衛隊正面形象
戰後以來，受到之前侵略戰爭等負面因素的影響，日本社會對自衛隊的評價和關注均不高。近年來，日本政府積極推動自衛隊從幕後走向前臺，為日本自衛隊擴軍、擴編爭取民意基礎。
自衛隊征兵海報。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自衛隊征兵海報。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自小泉內閣時期將自衛隊派往阿富汗、伊拉克參與戰後重建開始，日本民眾對自衛隊的負面印象開始發生改變。在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自衛隊因在災害救援和災後重建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受到日本國民的肯定。日本各大媒體正面報道自衛隊的頻率也開始增加。
根據日本內閣府的輿論調查顯示，2015年，日本國民對自衛隊持良好看法的超過92%。但是，日本國民對自衛隊的評價主要集中在災害救援和災後重建過程中的作用，而海外派兵以及參與戰爭尚沒有明確的支持取向。
自衛隊形象的變化。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二、日本自衛隊武官參與決策之傾向日趨明顯
為了確保不再重蹈戰前覆轍，日本在政軍關系中確立了“文官統治”的原則。但是，隨着日本政府開始愈加重視自衛隊，自衛隊武官主張增強自身決策權力的呼聲越來越高。
作為日本首相和三軍最高指揮官，安倍召見自衛隊武官的頻率明顯提高，同時，自衛隊武官參與高水平決策的次數也顯著增加。在新成立的日本版NSC中，自衛隊武官的出席也成為一道新的風景。
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河野克俊。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由上述可知，日本自衛隊中武官影響力的增強已經對“文官統治”原則構成挑戰，直接表現就是武官在決策中影響力的增加讓日本軍方更加好戰，從而提高日本發動、參與或被卷入戰爭的幾率。在防衛領域的禁區被相繼打破的前提下，日本距離戰爭的接近，不僅僅體現在“物理”上，更多的體現在意識上。
這極易喚起日本國民和周邊國家的曆史記憶：曾經給世界造成慘重創傷的“軍部體制”要複活了麼？不僅僅是曾經的受害國，日本人對此也懷有深深憂慮。
日本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指出，日本的自衛隊終於開始暴走，戰後為了避免戰前的悲劇重演而設定的“文官統治”原則已經開始被侵蝕，而這一切都跟戰前的日本如此相似。
【日本“軍國化——戰爭”道路上的阻礙因素】
綜上，從法律和制度支持、武器裝備基礎、輿論准備以及武官在決策中的分量加重等現狀來看，日本重返軍國化道路的輪廓日漸清晰，無論是從意識、意願，還是從實力角度分析，它顯然具有參與軍事行動甚至戰爭的可能性。然而，由於存在多種限制因素，從目前來看，應該說，日本已經走近“軍國化”與戰爭的“臨界點”。
美日軍演。圖片來源：智客（wodezhike）
第一，日美同盟的掣肘。 從美國角度來說，戰後美國長期駐軍日本，除了無節制地扶植日本，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也是其重要的職能之一。在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美國寄希望於將日本作為“小夥伴”來行使其所謂的“集體自衛權”，為美國“分憂”，但不允許其有越權行為。
第二，自衛隊“兵荒”困擾。 近年來，自衛隊一直處於“兵荒狀態”，常規缺口在2-6萬人左右，現自衛隊總人數在25萬左右。新安保法案通過以後，由於放開了海外派兵的限制，人們對於可能帶來的傷亡深表疑慮，甚至有些防衛大學畢業生拒絕自衛隊的就業安排，轉投民間企業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必將加劇“兵荒”態勢，安倍“擴軍大計”難以如願。
日本民眾召開反對修憲集會及抗議遊行。圖片來源：中新網
第三，輿論及法制制約。 雖然安倍信誓旦旦地宣稱要在任內解決修憲問題，但是由於反對意見眾多，難以如願以償。據共同社5月1日報道稱，共同社最新電話民調結果顯示56.5%的日本民眾“反對”在安倍執政期間修改憲法。
近年來，在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操縱下，日本輿論存在總體保守化的傾向，但是日本國內對於戰爭依然敏感，日本以任何名義發動、參與的戰爭都要過國內這一關。
為迎合選民，安倍在第二次問鼎首相寶座之前打出“安倍經濟學”以爭取支持率。然而，上臺後，他迅速將焦點轉移至政治和軍事領域——日本版NSC、特定秘密保護法、新安保法案等一系列顛覆性措施接踵而至。當這些舉動危及其內閣支持率時，安倍便再打經濟牌，將負面影響化至最小。然而，在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狀況長期得不到實質改善的情況下，“安倍經濟學”已經引起質疑，這種“兩層皮”的策略恐怕難以為繼。
此外，在具備意願和實力的情況下，還需要有參與或發動戰爭的契機。近來，隨着日本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位頻繁高調介入南海問題。在剛剛過去的七國集團外長峰會，在主辦國日本的推動下，與會七國外長通過了譴責中國南海政策的宣言，而在接下來的伊勢志摩七國峰會，不可避免地還會有一波反對浪潮。但是，這並不足以讓日本有勇氣挑起戰端。
就日本自身而言，日本在安全上一直搭美國的便車，但是，如果跟美國在安全上過於親密，特別是若在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上有所松動，那麼日本就有卷入美國發動的戰爭的危險。這由日美同盟的結構性要素所決定，目前，日本要單方面改變這種結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被卷入戰爭的可能性要遠遠高於主動挑起戰爭的可能性。
對於中國來說，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動向保持足夠的關注，不僅必要而且必須，對於其種種挑釁行為，需要格外留意並且做出靈活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