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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晚，人們在埃及開羅街頭參加慶祝活動。 新華社發。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文章《埃及變局算不算政變》。文章指，在是否稱其為“政變的問題背後，隱藏著更深層次的西方困惑。西方國家政府喜歡與明確的道德範疇打交道：自由鬥士與獨裁者，民主派與威權派，好人與壞蛋。這使外交政策更易於理解，更易於向國內百姓解釋。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評論埃及局勢的時候沒有使用“政變這個詞，並不是因為他看不懂形勢，而是因為，一旦美國政府宣告埃及政府被一場政變推翻，美方依法將不得不切斷對埃及的援助。
在這種簡單的道德宇宙裡，軍事政變顯然是一件“壞事，一位民選產生的總統顯然是“好人。然而，同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形象相比，美國和歐洲有許多人更喜歡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反對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的示威者形象。正是大批湧入解放廣場的埃及世俗自由派人士在推崇西方式的價值觀，如少數群體的權利和言論自由，而兄弟會想要制定一部以伊斯蘭教法為藍本的憲法。不過，令人尷尬的事實是，贏得總統大選、並在埃及議會佔據最多席位的也正是兄弟會這個政黨。更令人不爽的是，議會中的第二大勢力集團不是自由派，而是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方面比兄弟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薩拉菲派(Salafists)。
《紐約時報》文章指，埃及面臨一個困局：它的政壇由非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者和非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把持。
穆爾西的伊斯蘭運動陣營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是接受選舉競爭的，事實上它精於此道。2012年，選民們支持它，使它在權力上取得的優勢遠超民調數字的預測。但那是可預見的：兄弟會雖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卻從20世紀80年代讓它的成員作為獨立候選人參加議會和職業工會的選舉，從而打造了一部高效的政治機器，儘管穆巴拉克總是會使用詭計避免他們掌握實權。
公平選舉已經改進了兄弟會的競選技巧。但它還沒有全力推行多元主義，或少數民族的平權。它參與民主運動，但卻不願意分享權力。
從另一方面，許多反對陣營裡的人卻篤信少數族權的權利、個人自由、公民自由和選舉聯盟的建立——只要選舉能讓伊斯蘭派下臺。換句話說，他們是非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強烈呼籲罷免莫爾西，希望軍方干預。但是事實證明他們組織投票者的能力十分可憐。雖然我支援他們的民主目標，但我必須承認，他們對民主原則的追求是膚淺的。
所以，埃及如今面臨一個讓人不安的悖論：一個表面上的民主運動正在呼籲（製造出執政長達60年的獨裁者的）軍方罷黜一個民主選出的總統——皆是以讓該國再次走向民主為名。
穆巴拉克在埃及安全部隊、裙帶資本家、美國以及其他勢力集團的支持下通過選舉舞弊來維持其政權。穆爾西則完全不同：他是埃及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
然而，他也是一個糟糕的領導人：挑撥離間、能力不足、心狠手辣、忽視埃及社會中不認可他的伊斯蘭願景的群體。他和他的穆兄會支持者更關注鞏固政權，而不是兌現他們的承諾——代表所有的埃及人；改善經濟；讓街道更安全整潔並減少交通堵塞；平等地對待所有埃及人。這些承諾無一兌現。
這些便是反對他的理由。然而，使用非民主手段推翻一個經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無論他有多麼不稱職，都破壞了民主的核心，偏離了其第一要義：通過選舉和平地實現權力的順利交接。
即便是穆爾西的一些批評者也公正地指出，通過民眾抗議和軍事干涉的方式來推翻一個總統的做法會製造一個可怕的先例。這等於在鼓勵民眾，任何時候只要看總統不順眼，就要走上街頭去抗議，要求軍隊將領介入干涉。而相反，民主的宗旨卻是，在領導人不稱職時選民改變自己的看法，定期地實現領導人的變更，不要通過一陣陣暴怒，而且更換領導人要基於一個最佳的理由：其他人可以更好地實現人們的願望。
然而，要實現這種機制，人們要有耐心並相信，領導人可以通過選票被否決。去年11月，穆爾西繞過法院強行修改憲法的行為，已經嚴重損害了他自己的聲譽。
《紐約時報》指，如果埃及想要實現政治穩定和民主，就一定需要接納伊斯蘭派。像兄弟會這樣的運動構成了埃及社會的主要選民群體；民主需要將他們包括在內。如果街頭抗議的幾百萬人希望兄弟會交出權力，那麼他們就必須學會進行有效的組織和活動，用選舉的方式來排除兄弟會。
這才是在埃及建立自由民主的上佳之道。而通過由世俗階層和自由派反對者支持的軍事政變將穆爾西趕下臺則可能是最糟的出路。
《金融時報》文章指出，西方在埃及問題上的道德困惑在中東其它地方也存在。敘利亞最初看上去像一個黑白分明的案例：一個惡毒的獨裁政權與一場大規模起義——於是西方的回應是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並呼籲推翻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總統。這仍是他們的政策。然而，各方對反對派的特性越來越不安。民主的自由鬥士怎麼會吃敵人的心臟，還被人拍下來放到視頻網站YouTube上？這一切真讓人費解。
一些西方評論人士開始探討這樣一個想法，即民主也許對埃及不是一個好主意。也許這個國家還沒有準備好推行民主制度？也許民主只會帶來經濟困境和社會內亂？但是，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府會在公開場合表述這種想法。從阿富汗到埃及，西方將繼續推動選舉和民主產生的政府。我們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然而，埃及發生的事件令人產生一種不安的感覺，即西方正重返冷戰時代的道德混亂。那時候——與蘇聯作長期鬥爭的那段歲月——美國及其盟友經常與軍政權打得火熱，因為對方似乎比別的選擇更好。他們是“我方的壞蛋。我們曾以為，蘇聯解體使我們解脫了這類不光彩的選擇。從今往後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在世界各地為民主呐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畢竟，歷史已經畫上句號。而埃及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不幸的是，複雜性、困惑和道德妥協在國際事務中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