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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２．５３億人，這是當下中國流動人群的總規模，相當於兩個日本、３個德國或４個英國的人口，全球最大。到２０２０年，這一數字將接近３億。
這個龐大人群有自己的故鄉，但生活在他鄉，享受不到戶口所在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他們也是所居住城市的建設者和貢獻者，但居住地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他們還不能平等享受。
“漂”在異鄉，心卻難“泊”。包括居住證制度在內的戶籍制度改革，牽動著億萬人心——此前，各地探索已經開始。１２日，國務院公佈《居住證暫行條例》，一個以常住人口全覆蓋、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的改革路線圖，開始更加清晰地呈現。
薄薄一張居住證，能否讓他們獲得幸福和安定？未來，他們還有哪些期待與憧憬？新華社記者南下北上，奔赴全國多個城市，實地調研居住證制度的發展沿革，記錄下一張張居住證背後多樣多彩的百姓故事。
從“暫”到“居”，一字之差帶來的生活變遷
試問嶺南應不好？此心安處是吾鄉。
我們的故事也就從嶺南講起。
深圳，中國發展最快的移民城市。１８５０萬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就佔了七成。
已經在這裡生活了２０年的北京人臧建鳴，至今還記得他１９９５年到深圳，第一件被告知的事情是要去辦一張“邊防證”。毗鄰香港的深圳當時執行非常嚴格的外來人員管理措施。沒有“邊防證”，到了深圳也進不了特區。去單位上班後，他又辦了一張“勞務暫住證”，有效期一年，每年都要去重新辦理。
“不辦不行啊，隨時可能被盤查收容遣送，睡覺都不踏實。”他回憶說，有一天下班很晚，他忘記隨身攜帶暫住證，便被攔在布吉關外，費盡口舌才回了家。
一定程度上講，臧建鳴的忘性只給他帶來些小麻煩。曾經因為一紙“暫住證”，全中國人都知道了一個到廣州求職的湖北籍大學生－－孫志剛。他的身亡推動了收容制度的改革。
２００８年８月，深圳市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第一時間辦理了居住證，臧建鳴十分高興。從“暫住”到“居住”，一個字的變化，他感覺到了這座城市和一個國家流動人口管理的巨大變化。
“在深圳生活了十幾年，終於不再是‘暫住’了。特別是居住證還帶了一些福利，比如我原來辦理港澳通行證必須回北京，有了居住證後在深圳也能簽注了。”臧建鳴說。
深圳市公安局人口管理處處長沈莉瑛介紹，２００８年版的居住證面向所有外來人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計辦理２１８５萬張，基本覆蓋全市外來人口。這版“居住證”“以掌握外來人口信息為主要目的，附著的公共福利有限”。
同樣是外地求職大學生，來自河南的深圳大學商學院應屆畢業生陳東堅信，大城市的大門靠自己的本事就能打開。
陳東的信心來自今年６月起深圳開始實施的新版《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新版“居住證”更加突出服務性，居住證持有人可享受子女入學、看病就醫、社會保險、房屋租賃等多種公共福利，相當於“準市民待遇”。截至１１月，已有６２．８萬外來人口辦理了新版居住證。
“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個街道上隨處可見的標語，正通過由“暫”到“居”一字之變，逐步成為現實。
臧建鳴又有了新的感嘆：“我覺得，居住證還要繼續淡化不同人群之間的福利差異，讓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讓每一個來深圳尋夢的人找到家的感覺。”
居住證，想要擁抱不容易
烤串、烤螺螄、烤大蒜……江西南昌，謝江華和謝曉明夫婦經營著一個燒烤攤，真功實料換來一批忠實“粉絲”。
老家湖南嶽陽有岳陽樓，贛江之畔有滕王閣。生活環境和紅火生意讓他們並不怎麼覺得自己該被歸到南昌市２２萬流動人口之中，除了女兒欣怡的教育問題。因為沒有戶口，他們曾經花高價把孩子送到一傢俬立幼兒園。
２０１１年，南昌市正式用居住證制度取代暫住證制度。依據配套政策，持有居住證的非本地戶籍人員子女可享受本地居民同等權利。２０１４年，６歲的欣怡進入南昌最好的小學之一－－南昌師範附屬實驗小學就讀，本已準備送孩子回老家的夫妻倆喜出望外。
現實中，不是所有非戶籍人口都能像南昌的謝氏夫婦、深圳的臧建鳴一樣，得到一張附帶公共服務功能的居住證。對於很多身處特大城市的“漂一族”來說，那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
３１歲的軟件人才王晗２００６年從吉林大學畢業，應聘到北京中關村的一家ＩＴ企業開始了“北漂”生涯。至今，他的家裏還放著一張為了買房買車辦理的“暫住證”。“這些年，我都是‘暫住’在自己家裏。”談到居京生活種種不便，他東北式的幽默裏，透著幾分無奈。
王晗一直記著件彆扭事：７年前他和公司同事為了談一筆國外業務去辦簽證，因為該國對中國的簽證政策和戶籍掛鉤，和他同去的北京本地同事很順利便申到了簽證，而他的戶口所在地不屬於優惠政策範圍，大費周章才拿到了簽證，差點影響到工作計劃。
２００３年起，北京開始實行被稱為“北京綠卡”的工作居住證制度。具有２年以上工作經歷並取得學士以上學歷，或擁有中級職稱的緊缺行業高端人才可申請，擁有者在子女入學、購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都享有北京市民待遇。
“看著要求不難達到，但申請的人特別多，而且手續非常複雜，所以我放棄了。”他說。
所幸，王晗妻子找到了一份能解決戶口的工作。今年，他們的女兒出生了，有了“北京戶口本”的太太讓他少了個後顧之憂。“如果我妻子沒拿到北京戶口，我們買房要受限制，孩子可能會送去私立學校，算下來１０年內的經濟成本大概要增加３００萬元吧。”他說。
王晗只是“北漂”大軍的一個縮影。據統計，北京市從２０００年至今，每年平均新增常住人口６０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縣級市。在北京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日益接近極限、嚴控城市人口規模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外來常住人口成為城市公共福利覆蓋不到的人群。
怎樣在“為外來人員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合理控制人口規模”雙重目標中保持平衡，實現人與城市協調發展，成為擺在北京這樣的特大型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準市民”到“市民”，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一紙薄薄的戶口，豎起的是一道外來人口與居住城市之間的“玻璃墻”。
拿到居住證，從“編外市民”成為“準市民”，過程尚且不易，從“準市民”到“市民”的路途又會有多遠？
２０１４年７月，萬眾矚目的戶籍制度改革拉開帷幕。相關改革意見中明確提出，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讓在城鎮就業居住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暫時沒有落戶的常住人口，能夠逐步享受當地的基本公共服務。
專家指出，居住證制度為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完成戶籍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個過渡階段，是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擴展的重要手段。
各地在多年改革實踐中，已經通過積分入戶等形式，探索梯度化賦予基本公共服務的新模式。
２００６年，２７歲的劉均來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不久後便申請辦理了上海市居住證。那時，上海雖已實施了居住證制度，但還沒有和戶口制度啣接。“都說沒有戶口將來還得回原籍養老，我雖然還年輕，但心裏還是有些擔憂。”劉均說。
２００９年，上海公佈了“居住證轉戶籍”辦法，劉均終於看到了成為“上海人”的希望。根據辦法，凡滿足持有上海居住證滿７年、持證期間在上海參加社保並繳納個人所得稅滿７年、在上海獲得中級以上職稱等五項條件的，可以申請上海戶口。
上海“居轉戶”政策實行年度總量調控，符合條件的持證人員需按規定排隊輪候辦理。
這些年裏，他結婚生子，憑居住證讓孩子上了上海的公立幼兒園。２０１３年年初，劉均的居住證一滿７年，他就立馬申請“居轉戶”。又經過一年等待，如願以償拿到了上海戶口，他的孩子也就在這一年跨進小學的門檻。“我認為這個居轉戶制度很公平，體現了權責對等、梯度賦權”。
在市場資源自由配置人力資源的作用下，像劉均一樣渴望融入上海的外地人飛速增加。葉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２００２年從江蘇考到上海讀大學，畢業後進入了上海一家事業單位，並拿到了居住證。
為了達成“居轉戶”條件裏“中級職稱”的“硬杠杠”，葉辰在這家薪水微薄的事業單位“熬”了五年半。３年前，“熬不動”的他跳槽去了企業，換個方式總算夠到了“社保基數達到上海基數的兩倍以上”的門檻。
居住證已滿7年的葉辰現在正忙著準備“居轉戶”的材料。“總體上我還是很認同這個制度，它打開了一個口，給了我們希望。”葉辰笑著說，他打算在戶口落下時買房和女友結婚。他的臉上滿是對新生活的期待。
無數外來者在城市打拼的同時，城市管理者也在努力。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管理辦公室主任朱慧芬介紹，按照上海居住證管理制度，如果積分達到１２０分，除了廉租房、低保等之外，其他公共福利與正式戶口幾乎沒有差別。
記者統計發現，全國３１個省區市均已經出臺居住證制度，其中有超過２０個省區市明確提出了從居住證到戶口通道的制度設計。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每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無不秉承著對外來者開放包容的氣度胸襟。如何通過居住證改革打破戶籍制度的堅冰，讓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都能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老者有其養、弱者有其助？億萬人在等待著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