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三五”之一:高素质现代农民日渐崛起

新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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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近日,这样一条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通过宅地确权保障农户及继承人的合法权利,确保“居者有其屋”,这是“十三五”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时期,我国进入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爬坡期,同时也进入到农村改革的深水区。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作出若干重大部署,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战略方位。

“十三五”期间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能力、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村改革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同时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实现之年。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过去五年的发展,相比于具体的工作成绩,如果能够揭示出其中的大趋势与慢变量,从而为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宏大命题提供一个参照,意义或许更为深远。

深入总结“十三五”农业农村发展,可以概括出五个趋势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人口布局发生质的变化。 历史上,中国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多地狭,由此导致的农业生产过密化不但长期阻滞经济发展,而且还不断强化乡村依附性关系,成为现代化治理的障碍。从世界经验看,一个国家的乡村人口比重降低到25%以下,农业就业份额降低到10%以下时,城乡发展将进入高水平均衡。“十三五”期间,乡村人口比重和农业就业份额延续了持续多年的下降趋势,乡村人口降低到40%,农业就业人口降低到20%以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具备了初步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农业产业革命悄然兴起。 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分工深化,农民深度卷入大尺度的社会分工体系;商品性家庭农业逐步成形并嵌入到世界性市场当中。过去多年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的区域分工和环节分工逐步深化,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趋于完善;目前,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超过5亿亩,享受社会化服务的土地面积超过10亿亩,一个现代化的商品性家庭农业经营体系趋于形成。

▲田间管护期间,新农人利用无人机进行喷药。 图/新京报网

第三个特征是专业农户阶层日渐崛起。 近几年,特别是在传统农区,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专业农户的崛起。“十三五”期间,全国培训高素质现代农民500万人,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扶贫带头人和创新创业带头人。据估算,当前活跃在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专业农户数量已经超过1700万人。专业农户具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水平高、经营收入高等特征。专业农户崛起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深远:一方面,通过分工深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奠定基础产能;另一方面,形成了对农技推广体系这一落后队伍的替代,成为农业技术扩散的中坚力量。

第四个特征是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近年来,中央围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作出若干部署:确立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思路,农村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针对土地的基础性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以及配套改革合计有50多项。土地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一系列改革事项的落地大大提升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第五个特征是全面脱贫优化乡村结构。 新时代以来,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9348万人,78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脱贫攻坚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把乡村中处于最底层的、最困难的人群直接纳入了国家发展、国家保障的轨道,短时间内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全局性优化调整。绝对贫困消除,一方面意味着乡村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大幅缩小,另一方面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乡村人口和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社会化分工体系。上述两方面共同作用,促成了乡村现代性水平的普遍提升,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开辟了新空间。

▲四川昭觉县“悬崖村”的孩子搬进精准扶贫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新京报记者陈杰摄

上述五个方面的趋势性特征意味着中国的乡村现代化已经具备了相应的人口基础、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制度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幕正徐徐拉开。

同时,也得清醒地看到,当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村现代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农业现代化进程,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相比较而言,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差距相当大。“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当然,比起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更为复杂,要求相关方面针对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调整缓慢、城乡要素交流不畅、乡村治理体系变革滞后等诸多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破题,加快补齐农村现代化短板。

具体措施上,一是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和人口布局,提升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三是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实现乡村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的专门化、专业化。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