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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7日，閻連科憑代表作《受活》獲得由日本讀者評選的Twitter文學獎，這是亞洲作家首次獲得該獎項，也是閻連科2014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後再次斬獲國際獎項。此前獲得過該獎項的作家有美國作家、普利策獎獲得者胡諾特·迪亞斯，法國作家、龔古爾獎獲得者勞倫·比內等。
Twitter文學獎是2011年由日本民間發起的文學獎，完全由讀者投票評選。該文學獎每年頒發給一位日本作家和一位海外作家。
閻連科的獲獎作品《受活》發表於2003年，曾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第二屆鼎鈞雙年文學獎，是其代表作之一，迄今已經翻譯成18種語言。該書日文版（譯作《愉樂》）2014年底在日本上市，首印8000冊銷售一空，四個月內再版三次，而此前在日再版過的中國小說，僅有賈平凹的《廢都》。
**《受活》打破中國文學在日長期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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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文學翻譯界一般矚目的都是歐美作家，亞洲作家首次獲得該獎項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受活》日文版翻譯穀川毅說。
《受活》講述了在混亂的歷史和社會中，一個社會邊緣的鄉村在付出了巨大犧牲後，終於把自己融入現代人類進程的故事。作品中，這個鄉村在一個有著奇思妙想的縣長的帶領下，經歷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經典創業的極致體驗——用“受活莊裏上百個聾、啞、盲、瘸的殘疾人組成“絕術團巡迴演出賺來的錢，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寧紀念堂，並要去遙遠的俄羅斯把列寧的遺體買回來安放在中國大地上，從而期冀以此實現中國鄉民的天堂之夢。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教師、詩人田原評論，“中國文學在日本還是相對邊緣的，《受活》在日本的熱銷是一個奇跡。他認為，《受活》受到日本讀者的追捧，主要是這部作品的獨特性和經典性：“閻連科對人性深刻的揭示、隱喻的深度，對中國現實的思考，以及他的獨特的想像力和結構虛構能力，對日本人形成一種衝擊力。
書寫一個“有病的時代
閻連科生於1958年，河南嵩縣人，小時候放牛種地，高一就輟學，20歲時，應徵入伍，22歲提筆寫作，目的簡單直接，就是想同作家張抗抗一樣，寫出小說，逃離土地。之後，閻連科開始了他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並多年持續關注中國現實。《紐約時報》評論稱：“他的作品不斷地戳破中國的“烏托邦之夢，書寫了一個“有病的時代。
他筆下，中國人的疾病有多種表現方式：長篇小說《受活》中的“受活村，生活著上百個聾、啞、盲、瘸的殘疾人；《日光流年》中，病的名字叫喉堵症，因為喉堵症，人們一律活不過四十歲；《耙耬天歌》裏尤四婆有四個傻妞呆兒，個個目光生硬，嘴歪眼斜，原因是尤四婆的爹有羊角風，屬於隔代遺傳。2011年，電影導演顧長衛的電影《最愛》也改編自其作品《丁莊夢》。
閻連科讓疾病如瘟疫的風暴席捲鄉村，以濃墨重彩，繪就現代農村的病態圖景。身體的殘疾，似乎只是精神殘疾的一種外部表現。閻連科用他如鋒刃般銳利的文字描繪一個個有病的村莊，組成一個“有病的時代。
黑暗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
閻連科對於一個“病態時代入木三分描寫是有其個人原因的。他在一次演講中說：“當今中國作家可以迎光寫作，也可以是借光寫作。還可以穿過光明走進黑暗，在黑暗中寫作。而他則選擇走進黑暗中寫作。因為在他眼中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
閻連科時常會感悟到寫作是這樣一種狀態——“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他進而指出，他和他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用那有限的光亮，照到黑暗，儘量讓人們閃躲。
他這樣論述對文學的看法：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的冷熱與飽暖。
在活著時感受真切入骨的痛苦
大部分中國作家對於鄉土，總有一種難舍的情結。相對於現代都市鋼筋叢林的冷酷無情，作家們還在追憶農業時代田園的恬靜與美好。而閻連科則通過描寫當下中國鄉村中無法治癒和無法逃避的疾病，讓鄉土繼續苦難。《日本經濟新聞》評論稱，“閻連科的絕望仿佛比魯迅還深。
卡夫卡文學獎組委會2014年為閻連科頒獎時曾這樣讚譽他：“兩千年來，中國的土地上發生無數神奇的事實與場景，而閻連科多年寫作，一直在尋找20世紀以來中國命運的矛盾。他的每部作品都是描繪現代中國。他有著犀利的諷刺和對現實的觀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擁有面對現實的勇氣。這和卡夫卡的創作精神一樣。
閻連科在《受活》代後記中寫道：如果我們不能為擺脫墓地而活著，只能為擺脫墓地而死亡，那就讓我的寫作，成為墓地的葬品好了。閻連科在讀者的心中激起層層感情的漣漪——受死，已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活，在活著時感受真切入骨的痛苦。毫無疑問，這樣的“疾病眾生相同時也是這個時代的縮影，以一種痛苦扭曲的方式反映著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