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 “正常國家”之怪現象

亞太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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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張寧

日本總是稱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要取得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甚至出盡手段,謀求在聯合國實現“入常”。

日本“入常”之路甚是艱難,這怪不得別人,更不要指責別人作梗,要怪自己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可悲的是,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始終不懇切、不真誠,還顯得萬般無奈,甚至裝得很無辜。這其間,展示著國家心路的複雜歷史與現實。

門戶初開的窘態

19世紀中葉,日本和其他東方國家一樣,尚處於“後發”階段,正在“門戶開放”與“尊王攘夷”之間徘徊糾結,對西方世界的態度混雜著豔羨與仇視,充滿好奇。

1862年,在巴黎的福澤諭吉。 資料圖片。

安正六年(1859年)冬,德川幕府派出區區100馬力的蒸汽小型軍艦“鹹臨丸”訪美,是為日美交往史上日方首度官方出洋外交活動。這次出洋,確實出了不少洋相。

船艦抵美時,主人待之以極高禮遇,在三藩市鳴放禮炮迎候,群眾觀之如堵。

日方團隊中有一位提倡“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他在《自傳》中記述此行,讀之令人莞爾。

福澤在美,首先見到一匹馬系于方盒子之上的“怪異”情狀,原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見到西式馬車。主人邀約飲宴,日本人個個腳蹬草鞋、佩戴兩把武士刀來到高級飯店。編織地毯的羊毛,日本人以其價高難得,用來製作錢包和煙草袋等重要物件,福澤看到美國人竟將之鋪於“10個榻榻米大的面積”,穿著鞋子在上面任意走動,心痛不已。

香檳酒瓶塞開啟的“駭人聲音”,讓日本人聞之心驚,他們無法想像在暖日竟有冰塊提供,咬之嘎嘎作響,捨不得吐出;吸煙則不知道可以使用煙灰缸,彈之于名貴地毯,未免失禮,就將煙灰包于紙中藏在寬大和服的衣袖內,直至冒出煙來,惹來訕笑。

1860年,福澤諭吉在美國舊金山和一個美國女子合影。 資料圖片。

“派對”上,日本人不習慣地被一群陌生人包圍,看見紳士和淑女當眾牽手舞蹈,“行為古怪”。

接受西人家宴招待,男主人忙裡忙外,女主人反而奉陪坐談,男卑女尊,甚是奇特。

福澤此行最津津樂道的收穫還有:在美國一間照相館,邀請館主女兒合影,此玉照返程時受到全船人豔羨。

兩年後,福澤再度隨團旅歐,情形似乎並未改善。怕在歐洲飲食不慣,不到40人的團隊,竟攜米糧數百箱,油燈、紙燈籠、金屬燭臺幾十座。事後發現,西餐甚是可口,館舍備有電燈,所攜均告無用,全數贈于主人。

烏得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左二為福澤諭吉。 資料圖片。

日式英語的不靈,初現端倪。在歐洲,買雪茄(cigar)誤買白糖(sugar)的事情,非止一端。

內中有位層級較高的武士大人在公共洗手間如廁時,按國內習慣,脫得精光以方便,侍從則敞門手捧內褲伺候,著實駭人聽聞。

自說自話的危機感與使命感

百多年後,漫步東京街頭,衣香鬢影,一塵不染。設若福澤地下有知,這或許便是他夢想的“正常國家”。然而,綿延至今的奇特危機感和使命感,實則是島國人自卑夾雜自負的心緒,仍然縈繞在日本一些思維奇特的政客心間。

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執政團隊有一主流思潮,認定西方國家的權力秩序,對日本構成壓力,威脅其安全。以此為出發點,日俄戰爭、甲午戰爭這兩場不義之戰,卻被日本當作救亡圖存的“正義之戰”。

桂太郎資料圖片。

兩場以弱勝強的勝仗後,憂慮之餘,又添自傲,它自說自話地承擔起充當亞洲領袖的“責任”,要繼續擴張,號稱帶領黃種人,打倒西方殖民者。

各種縱橫捭闔的折衝之道,培育著狡詐加蠻橫的厚黑外交。戴季陶在其《日本論》中記載,20世紀初三度擔任首相的桂太郎曾密會孫中山,提出中日聯盟,再一起遠交土耳其和德國,近攻蘇聯和英國,實現亞洲的獨立與繁榮。這種宏大願景的背後,將與多少流血和死亡相伴隨,是戴季陶未曾在書中提及的。

上世紀40年代初,當日本佔據大半個亞洲和太平洋眾多島嶼的時刻,桂太郎大約可以含笑九泉,這是他和一代日本“仁人志士”夢想中的“正常狀態”。這種設置“假想敵”、為黷武尋求口實的政治文化,遺傳並隔代遺傳至今。

“集體自衛”中的“集體自慰”

1945年8月9日,日本長崎上空的原子彈“蘑菇雲”。 資料圖片。

兩顆原子彈的勁爆,驚醒了春夢。一時間,日本回到了“不正常”狀態。一部和平憲法,規定它放棄海外用兵的權利,甚至武裝力量亦不能命名為“軍隊”,只能稱作“自衛隊”。

所以,有人就大作文章,搞“集體自衛”,還是要到國境之外動武,集體自慰于舊日榮光的緬懷之中。

這種機會,似乎早就有所預示。1945年8月9日,當長崎上空出現蘑菇雲的時候,深陷囹圄的戰時財政操盤手岸信介卻對獄友們含笑說道:“我們就快自由了。”

岸信介與外孫安倍晉三。 資料圖片。

伴隨日本投降後的倒向美國,獲得解禁的不僅是岸信介之流的人身自由,還有日本的大國夢想。

戰後70年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獲得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成為岸信介徒子徒孫的訴求。這就是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口中“正常國家”的由來。

可惜的是,他並不想以反省、道歉、交流、合作的正常途徑去達成“正常國家”的目標,卻偏要以狡辯、詭詐、威脅、對抗的手段實現野心。這種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權謀伎倆,已經不再符合當下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的現實。

2015年8月9日,部分民眾在日本長崎市舉行要求撤回安保法案、安倍下臺的抗議遊行。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2015年8月9日,民眾在日本長崎市內舉行要求撤回安保法案、安倍下臺的抗議遊行。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儘管有那麼一些國際勢力,沉湎於冷戰鄉愁中,鼓勵與迎合著安倍的自慰,但清醒的日本朝野人士,從未停止發出反對的聲音。在長崎核爆紀念活動中,官員和百姓質疑新安保法,對安倍是一劑清醒劑。一意孤行的結果,只能與“正常國家”漸行漸遠。

作者簡介:

張寧說,15年的記者生涯,似乎在不斷演繹一路向西的橋段,仍只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初級實踐。

2002年至2014年,張寧在10餘年間,五度轉場,先後在巴基斯坦、澳門、阿富汗、伊拉克和香港駐站。儘管從業經驗豐富,遺憾一直未能“沖出亞洲”。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三個堪稱危險國度的摸爬滾打,令他的肌肉變硬,心腸變軟,略悟生命脆弱而寶貴的意義。

2004年東南亞海嘯、2011年美國撤軍伊拉克、2015年尼泊爾地震……這些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張寧都在現場,見證歷史。可以說,更多時候他的記者生涯與爆炸、槍擊和災難相伴,與此同時,他也試圖找尋這個世界何以變得如此恐怖和異常的答案。

“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仍不安寧,戰亂、恐怖、災難、災害,幾乎無處不在,今有幸借助亞太日報這一新媒體平臺,與朋友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幫助朋友們瞭解己身足跡尚未達到的領域,這是我最大的欣慰。”

張寧說,這些對戰地經歷的回顧,絕無自傲自矜成分,更多地是想和同儕分享內心交織的悲欣,共同為尚在硝煙裡煎熬著的兄弟姐妹祈福。過來人的心從未離去,仍與你們相伴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