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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郭涛就育儿书中不当言论道歉和文艺行业的直播风潮。
郭涛道歉：父亲参与育儿后，家庭育儿的性别观念进步了多少？
最近，演员郭涛在2014年出版的书籍《父亲的力量》登上微博热搜。网友指出，这本书中“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要有女孩样”的育儿观念充斥着大量的性别刻板印象，而郭涛在书中用“爱慕虚荣”等字眼贬低女演员、谈论自己“打女人”的经历也引发众怒。4月30日晚，郭涛在微博发文，为自己书中的“不当言论”道歉，郭涛同时表示，自己对女性并无任何偏见，会在未来做到言行合一，尊重女性的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
郭涛所谓的“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要有女孩样”，用书中的话说得具体一些，就是认为男孩应该“去表达、去张扬”，去“征服世界”，而女孩最重要的是“找到情感的归宿”。在郭涛看来，如果一个女孩能像他的妻子李燃一样，“围着孩子、老公和老人转”而“自得其乐”，那么就可以说是“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之大成”的典范女性，也即是一个家庭教育成功的表现。
《父亲的力量》刚刚出版时，书中的性别偏见与歧视言论没有激起公众太大的反应，出版方也未觉不妥，直至六年后才在网上引发舆论风波，许多人嘲讽郭涛“人设崩塌”、“《父母爱情》白演了”。然而，仔细回看郭涛的过往行为和言论，无论是他本人在2013年热播的《爸爸去哪儿》中的表现，还是在《父母爱情》中饰演的江德海，“严父”的形象都带有浓烈的大男子主义气息，人设不但没有“崩塌”，反倒可以说是连贯如一。
公众号“做书”
认为，《父亲的力量》此次被翻出来讨论，是因为“外面的天变了”，在经历了全球反性骚扰运动与林奕含之死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性别平权的反思和努力当中。
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郭涛夫妇的育儿经是十分陈腐的。
公众号“萝严肃”
指出，在《父亲的力量》中，李燃有关“称职妈妈”的言论之所以引人反感，是因为她将自己“付出和牺牲”的心得强加在其他母亲身上，把自己的“人生选择”上升到所有女性都应该遵守的纲常伦理。郭涛时刻警惕着奶奶在儿子面前谈论“对男人没有意义的生活琐事”，认为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对日常琐碎的唠叨是“男女间天然的差别”，李燃又把“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之大成”当作对女性的最高褒奖，如果一对夫妇秉持这样的观念进行育儿，那么不管他们再怎么努力，也终究走不出性别刻板印象的牢笼了。
《爸爸去哪儿》播出后，曾一度在观众中引发共鸣，并激起了社会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名人父亲与孩子相处时间不多的经历其实与中国大部分家庭的情况相仿，父亲独自携带孩子出游的节目形式让不少嘉宾和观众意识到“传统型”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社会亦越发呼吁男性应当更直接地参与育儿，而不是一心扑在事业上，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也注意到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家庭与事业双重压力。但另一方面，关于父亲缺位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男孩教育缺失”为底色的。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了父亲的陪伴，没有父亲的“男子气概”作为榜样，那么他长大之后就会变得柔弱、软弱，甚至是“娘”。《父亲的力量》即以“培养男子汉气概”为噱头，在郭涛的书写中，也可以随处看到他想要向儿子传递“男子气概”的愿望。
郭涛在《父亲的力量》中强调要向儿子传递“男子气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李萱曾在“一席”演讲“爸爸有啥用？”中指出，父母在带孩子方面的相似性实际上远远大于差异性，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不能传递给孩子勇敢、坚毅、有魄力、有胸怀等品质，父亲缺位不是“少了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缺了一个人”的问题。李萱认为，父亲参与育儿的好处不在于男性可以提供一些女性没有的特质，弥补所谓的“天然差异和不足”，而是靠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家长”与伴侣一起协作，故而，融洽的婚姻关系是父亲参与育儿不可或缺的努力。在过往对父亲育儿的讨论中，婚姻关系的作用往往被亲子关系所掩盖，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可能更亲近平等了，但他与妻子的关系可能是未经反思的。李萱在演讲中提到，《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明星爸爸们在接受采访时，大多只谈及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如何改善，倒是郭涛感慨“老婆太不容易了”。
重亲子、轻伴侣的现象同“男孩教育”、“传统女性特质培养”一样，是中国近百年来父亲作为“家长”的一面与“男性”的一面变化步调不一造成的。李萱在论文“The ‘Nursing Dad’? Constructs of Fatherhood in Chinese Popular Media”中指出，传统儒教中的父亲在家庭长幼秩序与性别两个向度上都享有绝对权威，近百年来，父亲的“家长”权威受到巨大挑战，与子女的关系更趋向陪伴、倾听、平等，但性别观念的变化却相对迟缓，性别平等很难在作为“男性”的父亲在与伴侣和孩子的关系中体现。正是由于父亲角色在两个向度上的异步变化，郭涛夫妇所代表的那种育儿观念才会既重视父亲的参与，又处处显现出性别认识的狭隘，让男性育儿参与流于“性别平等”的表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倡育儿性别平等的浪潮中，人们似乎将焦点对准了女孩，却忽略了男孩，仿佛遭受刻板印象压迫的只有女性。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张聪
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指明，忽视男性在性别刻板印象中的遭遇，会导致性别问题成为“女性问题”。文章指出，如果继续用“不许哭”、“不准胆怯”、“不可敏感”等刻板印象规训男孩，那么女孩在性别平权上的觉醒也无法阻止“有毒男性气质”（toxic masculinity）的养成，两性群体间先进与落后的性别观念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当女性不再遵循以男性为尊的规则时，就会被认为是对男性的侮辱，并遭受打压和报复。
此次郭涛事件中针对育儿性别刻板印象的反思以及对女性“贤妻良母”言论的批判和过往的平权运动一样，不可能一举扭转家庭与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局面，批评一本六年前出版的书籍也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在今天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家庭育儿中的性别平权运动依旧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努力。另外，不管是几年前对父亲参与育儿的呼吁，还是如今对育儿性别平等的讨论，农村家庭的状况都被排除在外，亟待研究与报道。
当“
阳春白雪”
遇见“
下里巴人”
：文艺行业的直播浪潮会持续到疫情后吗？
受疫情影响，最近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寻求线上转型，直播可以说是最惹眼的一个形式。过去提起直播，第一时间出现在脑海里的很可能是李佳琦、薇娅带货销售“买买买”的场景，而现在，从戏剧、古典音乐到出版业和艺术界，这些似乎与直播平台气质不兼容的行业都纷纷加入直播的阵营：4·23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各大出版社与品牌纷纷开启直播，被调侃为“扎堆式直播”；国内外的音乐人在线上直播乐器独奏，或者与同伴们展开“云合作”；艺术品也被挪到线上拍卖……
在采取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后，剧院、书店等需要聚集人群的线下活动很难再维系，原本与大众保持一定距离的文艺活动此时转向直播，常被看作为求生存的“不得已而为之”，例如，许知远与薇娅合作直播后，就有网友提出知识分子“向流量低头”的质疑，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也向
澎湃新闻
坦言，最初上交在做抖音直播时，有人提问说，“阳春白雪”的古典音乐与“接地气”的抖音嫁接真的可行吗？
被视作“阳春白雪”的文艺行业转向“下里巴人”的直播，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但不论是出版界还是演出行业，直播均不是从这次疫情才开始的。
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在
《给译者投喂一根“辣条”：从世界读书日前后看直播卖书潮》
一文中谈到了出版社是如何介入直播这种媒介的。实际上，出版社从很早就开始做直播了，只是那时候的直播依托的是线下活动，例如单向空间的“文艺现场”就是与腾讯新闻联合出品的，每期活动在线下展开的同时，都会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到了2019年下半年，出版社才从原来的内容导向形式中发展出以“卖货”为主要目的的直播形式。
疫情期间，许知远联线全国五家独立书店店主，呼吁大家关注书店行业。
再看演出行业，2009年6月，英国国家剧院的《费德尔》在英国两百余家电影院同步直播，已然拉开了剧院直播的帷幕，NTlive（National Theatre Live）项目也成为了该剧院的标志性品牌，此后，各大芭蕾舞团、乐团都在线下演出的同时开展了线上高清直播。
公众号“文学报”在
《当戏剧玩起了直播，我们还会进剧院看戏吗？》
一文中讨论了NTlive直播形式给传统剧院演出带来的“危机感”。作者认为，“现场性”的不可复制是舞台艺术的精魂，一旦开启直播后，重播也就随之而来，现场变成了一个可以反复观看的“新鲜的资料”，录播取消了“独一无二”的价值，同时，直播过程中一些特写镜头的使用是电影的剪切与拼贴手法，但又远不如电影那般精致流畅，最终可能使精湛的剧院表演艺术沦为“四不像”。
2009年，英国皇家剧院开启NTlive项目，在线上进行高清剧目直播。
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危机感”也是目前大多数文艺从业者与爱好者对直播形式的焦虑所在。“艺术脱口秀”从业者罗伊尔在接受
澎湃新闻
采访时表示，从剧场进入网络后，自己无从判断观众的反应，讲述的主题也从相对严肃的艺术流派变成“名画中的美食和猫猫狗狗”。文章作者继而指出，手机上呈现的作品或展览始终不是艺术的“主场”，离开“白盒子”式的美术馆后，艺术可能变得粗糙起来，既没有剧院的仪式感，又没有纪录片那样的精良视频制作。竖笛演奏家梁益彰
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也坦言，离开音乐厅后，听众不需要再遵守看似“古板”的礼节，直播音质也与现场原因有很大差别，很多音量大小的变化、音色的转换都无法呈现。
质量的减损和泛娱乐化趋势是艺术、音乐等领域“去精英化”的一个消极面向，但在直播的“去精英化”中，不少从业者发现了新的可能。梁益彰表示，直播给了音乐家更多和观众互动的机会，例如遇到观众好奇乐器原理，音乐家们能够及时地进行解说，而直播也让新的人群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当戏剧玩起了直播，我们还会进剧院看戏吗？》的作者也认为，尽管NTLive线上直播有赖于“卷福”“抖森”等人的名人效应，但一出好的戏剧同样能凭借出色的艺术感染力折服它的线上观众。
除去“去精英化”的危机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直播不被看好在一定程度上与行业的心态有关。人们对直播有焦虑和质疑，是因为尚未找到合理运用这项技术的方式。公众号“音乐财经”文章
《全球演出行业转战直播》
认为，目前疫情中的线上直播是许多行业“退而求其次”的替代选项，没有真正得到重视。例如，北京时间4月19日上午10时谢幕的“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可以说是现场演出转战线上直播的高潮，但资深行业评论家Bob Lefsetz批评称，这次活动名人云集，宣传却不到位，没能释放应有的效力。
文章继续指出，三年前，爵士歌手Esperanza Spalding就曾做过一次具有实验性的音乐直播——她在Facebook Live上全程直播了自己的专辑制作过程，这场直播累计观众数达140万，近8000张实体专辑当即销售一空。Esperanza Spalding的直播实验将音乐制作的过程展示给公众，其实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背后故事，也证明了直播技术在音乐行业中的价值，但音乐界的直播一直断断续续，没有深入开掘。
此外，直播浪潮引发的另一个忧虑是，当疫情过去后，习惯了直播的人们会不会对线下活动失去兴趣。但从艺术展览、出版社活动到剧院现场，行业从业者与观众们似乎都表示愿意回归线下。对出版业而言，线下活动是偏重于内容的特质无法被以流量、折扣为主的直播替代。艺术家与歌迷交流平台Bandsintown
近期的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在74%的受访者表示疫情过去也会选择看音乐演出直播的同时，有超过65%的受访者渴望回归线下。直播与书籍、艺术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它们之间是可以结合，还是有本质上不可调和的冲突，或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