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六十载“中国往事”

(外国友人与中共)傅高义：六十载“中国往事”

中新社旧金山5月17日电 题：傅高义：六十载“中国往事”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学者傅高义因手术后并发症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0岁。与丈夫共同度过的那些沉浸在各自学术研究中的夜晚，都已成为艾秀慈心中带有巧克力味的回忆。

同为学者的艾秀慈对中新社记者回忆说，丈夫在世时，不论有多忙，每晚9点到10点，夫妻俩都会暂停工作，一起坐在沙发上，每人吃一块巧克力，丈夫总是负责挑选当晚的巧克力。她回忆道：“我们会一起回顾当天的工作，然后聊聊次日的计划。”

艾秀慈告诉记者，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但傅高义仍然非常忙碌。为包括个人回忆录在内的几个项目付出心血的同时，傅高义还为美中关系重回正轨积极发声。

2019年7月，傅高义等人共同执笔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登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2020年4月，傅高义与近百位美国前政府高官、专家学者一同呼吁美国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抗击新冠疫情。2020年7月，傅高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美国的政策正在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的文章。傅高义写道，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及中美“脱钩”政策，正在让美国与中共党内外的精英渐行渐远。

傅高义为中美关系的多次发声引来两国民众的关注，而他被更多读者熟知，则是因为《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曾说，这本书原本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它是为美国人而写，“应该让他们多了解中国”。2013年，该书中文版发行后，在中国同样引起很大反响，曾长期摆放在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当年2月，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中新社记者，《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发行后，一直占据该书店社科类图书销量第一的位置。

在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及为何要写邓小平，傅高义说，2000年，他开始考虑写一本书来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这其中，改革开放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写就写这件事的领导者”。

“开始写书时，我知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傅高义说，“写完之后，我相信了这一点：在20世纪，邓小平是长期影响世界历史的领导人。”

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的序言中，傅高义写道：“我的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一张照片。”对于著作等身的傅高义来说，《邓小平时代》是其“东方影集”中的一张重要照片。此前，傅高义已经出版两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他和家人也曾多次短居中国从事学术研究。

1980年，傅高义与艾秀慈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居住了一个夏天。艾秀慈说，他们对广东的这次访问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是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为庆祝两国建交而设立的学术交流计划的一部分。傅高义的小儿子，当时还不到19岁的斯蒂芬·沃格尔也参加了那次广东之行。图为傅高义和艾秀慈、斯蒂夫(从右至左)在广东中山大学合影。 中新社发 受访者 供图

1980年，傅高义与艾秀慈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居住了一个夏天。艾秀慈说，他们对广东的这次访问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是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为庆祝两国建交而设立的学术交流计划的一部分。

傅高义的小儿子，当时还不到19岁的斯蒂芬·沃格尔也参加了那次广东之行。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在社交网站上回忆说，父亲与继母是去做研究的，而自己则是去“兜风”的。

斯蒂芬告诉记者，他参与了好几趟父母的田野调查。傅高义会讲普通话，艾秀慈能说广东话。如此一来，傅高义便可与“精英阶层”沟通，艾秀慈则能与百姓话家常。斯蒂芬回忆道：“我和艾秀慈有时会抱怨当时的生活条件，既没有空调，食物也一般，但父亲心无旁骛，沉浸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

3年后，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傅高义曾经回忆说，广东希望吸引外资，省里领导们认为，如果一所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书，可能会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因此，广东省相关人士便邀请傅高义到当地进行实地研究。

1987年，傅高义再次前往广东。7个月的时间里，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傅高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傅高义的大儿子，马萨诸塞州莫瑞麦克学院心理学兼职讲师大卫·沃格尔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傅高义的研究兴趣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

在对广东省的改革开放进行了颇为系统的研究之后，傅高义于1989年完成了他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相比较而言，傅高义于1969出版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的调研过程更为曲折。傅高义曾回忆称，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议他研究中国，如果做出成绩，还有机会留校任教。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以及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等知识。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傅高义说，“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当时，中国内地还未开放，要想研究中国，一般会去香港或者台湾。1963年，傅高义抵达香港。一年的时间里，傅高义阅读《南方日报》等中文报纸，同时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6年后，他的第一本中国研究的专著付梓。

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令傅高义获得哈佛大学“中国先生”的称号，对中国近60载的关注也令其深谙中国人的交往之道。傅高义曾笑称，“拉关系”是他的研究方法之一。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傅高义和费正清等人随即写了一封信，建议尼克松“上任以后想办法跟中国‘拉关系’，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改善，傅高义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内地。曾经在1963年与父亲一同抵达香港的大卫说，10年后，父亲终于得以访问中国内地，“就好像他在通了多年电话之后，终于能去见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人。”

在傅高义首次访问中国内地的30年后，他的孙子纳蒂·沃格尔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纳蒂告诉记者，15岁时，祖父支持他去中国或日本学习。而因为“与中国气场相合”，他决定前往中国。纳蒂称，为期半年的中国之旅打开了他的视野，令他回到美国之后，迫切想要找到内心的声音。一年后，他成为一名原创歌手。

纳蒂说，非常幸运能成为傅高义的孙子，“他为我打开了世界另一端的大门，令我与之相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