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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了五年的《无问西东》终于在2018年年初上映，片名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电影讲述的是四代清华学子在不同的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选择与追求。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吴岭澜在个人对文学的热爱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时代召唤中摇摆不定，最终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清华演讲的感召，确定了自己治学的方向。西南联大时期，广东富家子弟沈光耀不顾家族反对投笔从戎，加入了飞虎队，并在一次战斗中驾机撞向日军军舰，为国捐躯。1960年代，陈鹏与王敏佳本是清华园中的一对眷侣，但王敏佳在政治运动中遭到陷害，差点儿在批斗会上丢了性命，陈鹏则投身原子弹研发事业，在戈壁滩上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作为21世纪的清华毕业生，广告总监张果果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商战，在帮助一个四胞胎家庭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自己……
四个故事中收获好评最多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西迁后联合建立的一所临时大学，它建于1938年，1946年停办，前后只有八年的历史。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恐怕创下了两个第一——条件最差，人才最多，也因此流传了许多轶事和佳话。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文章指出，《无问西东》中最富诗意一个画面要数“静坐听雨”。当年西南联大校舍的屋顶都是铁皮做的，在下雨天，雨滴打在屋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甚至压过了教授讲课的声音。西南联大校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回忆道，“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是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了刮风下雨，彼时的昆明还常常遭遇日军空袭，对于联大师生来说，“跑警报”是家常便饭。作家汪曾祺的《在西南联大》中就有一篇趣文，写到一位姓郑的同学从来不跑警报，警报一来，学校的炉子便闲下来了，他就用白色的搪瓷漱口缸煮莲子吃，这大概就是电影中沈光耀煮冰糖莲子汤这一情节的来源了。
而沈光耀投笔从戎的故事，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写到的一位飞虎队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叫张大飞，他在战乱中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只能通过与齐邦媛通信获得一些慰藉，在写给齐邦媛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在西南联大短短八年的历史中，先后有三次学生从军的热潮，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上，刻有当年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有832个名字位列其中。但据张曼菱所著《西南联大行思录》记载，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全校先后有1100多名学生参加抗战，其中牺牲的烈士，占参军学生总数的11%。正如西南联大助教、曾在缅甸远征军中担任翻译官的诗人穆旦在《出发》中写到的，“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 / 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须摧毁。”
“凤凰网文化”的微信公众号则重刊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的选段。陈平原认为，西南联大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其精神感召，硝烟弥漫中，大学师生的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以应急之故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大学校长和教授们的支持，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闻一多就曾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谈到，关于如何进行“战时教育”，教授们大多与政府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由于政府和知识界达成了共识，抗战期间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在一些专业领域反而有很明显的提升，教授学者们将南渡的悲愤与北归的愿望都渗透进了具体的学术著述中去。哲学家冯友兰在谈到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时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堕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