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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肆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之一。之后，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第一次用了“平庸的恶”的说法，用以形容在纳粹党内“恪尽职守”地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这一说法已经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
是的，普通人的人性中也都有恶的一面。在黑暗的环境里，在由恶行主控的机制里，它就会被不自觉地激发。我们不能否认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人性中是否也一直存在善的一面？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良善的一面是否仍然能促使人有勇气对恶说“不”？是否能够起到维护与抵抗的作用？
这是今天的文章要讨论的严肃问题。在动荡的时代，那些“美丽灵魂”的故事是文明的光辉。但我们的思考，不应止于感动。
撰文 | 陶林
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人性中的善良对于一个堕落世界所起的最低限度的维护，究竟能有多大？更具体地说，当环境出现问题，人人都去作恶而不自觉、人人都满腔正义拿起石块砸妓女的时候，个人如何从良善的常识本心出发，拒绝行恶，甚至挺身而出阻止作恶？这些问题，从刚刚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轴心时代，就在类似《圣经》这样的原典里被提出过。多年以来，问题被刻在木板上、石头上、写在传世经卷中，而答案却一直在风中飘荡。
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比之蓬勃的欲念和破坏的冲动，“一念之间”的善行可能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如同暴风雨中的烛火，需要异常努力的守护才能做到。然而，美国记者埃亚勒·普雷斯所写作的《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书，却讲述了四个在暴风雨中守护烛火的故事。
《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作者：埃亚勒·普雷斯
译者:刘静雯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5月
作者通过四个故事，力图找出当个体遭遇道德困境，即其面临的群体性行为与一贯信奉的道德伦理原则产生直接冲突时，是什么促使该个体在几乎孤立无援的环境下敢于冒险对己方阵营说“不”。
人类的每一寸进步都需要艰难跋涉
《美丽灵魂》容纳了四个不相关的故事：1938年，一位瑞士警官违抗瑞士当局的移民法令，非法庇护犹太难民，结果他的这一善举即便在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依旧受到周围人的压制和不公待遇，直至他在贫困和窘迫之中郁郁而终；1991年，一名塞尔维亚平民在巴尔干种族屠杀中冒死拯救敌族难民——因为违抗了种族的集体意志，他几乎为此而丧生；上世纪90年代末，一名以色列士兵公然违抗军令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援助，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1年，一名普通的纽约投资经纪人不顾被踢出行业的威胁，毅然揭发自己所服务的公司制造的金融骗局。
这四个故事很像一幅层层重叠的“云图”，通过距离我们并不是很远的真实事件，多角度地诠释了“美丽灵魂”的含义。通过阅读，一方面可以从这些义人身上获得良善的力量，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深思所面临的困境。恰如鲁迅先生深刻认识到的，人类文明是通过极大的代价换取缓慢的进步，成片的树林塌陷才换来一小块煤。从古至今，人类每一点的进步，都需要经历太多的劫难才能换取。
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步行到毒气室。这是二战期间的著名照片之一。
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隐藏在意识形态绞杀背后的利益冲突，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几乎也是个难以治愈的顽疾。我们没法记住太多在历次屠杀中无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法细细分析让这些罪恶能够持续的人性之恶，可能未必就如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能概括的。《美丽灵魂》所陈述的四个故事线，正好折射了人类经历过20世纪的主要类型的杀戮: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冲突、民族隔离……
在无尽血海中，可以见到一株美丽的小花，我们更乐于记住，山洪暴发般的灾难中那些闪亮的人性闪光面的名字和他们的义举。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义之事，成为绝望之中的一丝希望。比如，拯救犹太人的德国工厂主辛德勒；冒死签发生命过关签证的西班牙外交官，为犹太人避难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在南京大屠杀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国使节团和传教士，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提供生命庇护的图西族饭店经理，等等。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成为好人，就是对内心向善的最好回报
这些义士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显得极为格格不入。特别是书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鲁宁格，在纳粹发动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宽了边境线入境的督查，从而让大量的犹太人获得了一线生机。对于永久中立国瑞士而言，他的行为无疑是严重违反了法律，也有悖于政府交给他的职责。因此当时，他被判有罪，并被开除公职。
然而二战结束了，纳粹作为法西斯的罪行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旧没有更改对格鲁宁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围的人依旧视他为一个渎职的前警官。他没法领取养老金，也无处为他自己的义举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贫穷和衰老之中度过孤独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犹太人，依旧感恩他果断的善举。
1970年12月7日，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为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下跪忏悔
曾有一位长者说，“成为一个好人，就是对内心向善的最好回报。”的确，还有什么比确信自己是个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们多半要在扭曲的环境里顶着“不正常”的压力。作者在《美丽灵魂》一书中也说，“最大的压力倒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渴望融入集体，不愿意被集体抛弃”。
那位在战火中拯救敌族的塞尔维亚平民亚科就是个例证，因为种族间的杀戮，同一民族紧密抱团是最好的安全策略，如果出手拯救敌人，那么等于说自动放弃本族人集体的保护，把自己暴露在对方仇恨的杀戮之中。实际上人群或者组织的集体性犯罪冲动，有点像火山喷发，往往不可遏制，并会经常反复发生。与此同时，人性的基本的善，也会一直存在；恶，从不会主动意识到自身的恶，但是善，也总是默默无言。就一场普遍性的灾难而言，所有这些义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每个被拯救者来说，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阅读《美丽灵魂》可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想象的共同体、事实的共同体和孤立无援的个体这“三体”所构成。民族、国族、省族等是想象之共同，身处某个单位、工厂、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实上的利益共同，而每个自身是客观存在的个体，这“三体”之间充满重重叠叠的矛盾。书中的前两个故事，是国家、民族这样想象共同体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后两个故事是事实共同体与个体的冲突。以色列军人阿夫纳和华尔街会计师莱拉都要同自己供职的组织——军队和金融集团的不端行为作斗争，维护了法律和正义，个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
守护良知即捍卫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怎么来判断什么是正常呢？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类历史最大的过错就在于，一类人有办法用光辉灿烂的词语把人性之恶包装成满满的正义，从而煽动犯罪，比如说把告密叫做勇敢揭发，背叛和离间叫做划清界限，残害他人叫做打倒敌人等。作为孤立个体，不要被想象共同和事实共同的强力风暴所裹挟，是何其之难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敢质疑“2加2等于4”，或者如村上春树所说，是“用鸡蛋去碰墙壁”。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作者：汉娜·阿伦特
译者：安尼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6年12月
阿伦特代表作，她认为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孤立无援的个体保护一丝良知，就像在暴风雨之中保护烛火，即使无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但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坏。翻译家傅雷夫妇自杀之后，因为是“自绝于人民”，所以长期没有人敢站出来为这对夫妇收尸，处理后事，特别是他们的同事和亲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站出来，为傅雷夫妇料理了后事。旁人问及原因，她说自己是个心地软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横尸街头不加收殓是不义的。
或许，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与曾经发生过的苦难相比，我们任何的书写都显得孱弱无力。古人云“君子慎独”，我们知道自己灵魂之中有恶意的种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都不要把这种恶意释放出来，不要对微小的苗头视而不见，不要听之任之，不要煽动鼓励仇恨，即使此刻世界范围内屠杀和仇恨依旧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义、各种民族主义、民粹思潮依旧在泛滥。
与歌颂一个个“美丽灵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种遏制“暴风雨”再度来袭的办法。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