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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前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与奥巴马夫妇 图自Wikimedia Common
【文/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 编译/观察者网 白紫文】
2021年，美国及其盟友将迎来千载难逢的机会，扭转全球民主倒退的局面，击退俄罗斯、中国等“专制”国家。如果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国家团结在“追求自由”的大旗下，这一切就将发生。
拜登当选总统的目标是“光耀往昔”（Build Back Better，拜登竞选口号）。他无法让时光倒流四年，倒回到一个摇摇欲坠的多边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的盟友被“专制”国家们“挖走”，它们用战略投资或廉价能源换取盟友们坚定的忠诚。容许盟友“出卖”自身经济安全，同时要求山姆大叔（指美国）充当其安保人，会导致另一批特朗普式孤立主义者在四年后重新夺回白宫。
美国应该专注于向民主世界注入一种新的自信，而自由社会——其内在的自我怀疑、反对和分歧往往导致其缺乏这种自信。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前秘书长，我曾试图在整个“自由世界”建立这种联系，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印太民主国家建立并加强伙伴关系。
然而，在我卸任公职后的几年里，世界见证了“威权主义”的复苏，而且技术也已到达既可以“发扬自由”、也可以“实施压迫”的转折点。五年前，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是为了实现一个的“崇高”目标，而现在，这么做则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问题。
坚定以美国为领导必须是这一努力的核心，只有美国拥有这个能力和影响力。美国还享有自己的“弹性”民主，2020年大选是对美国民主的一次压力测试。美国“通过”测试，确保了权力的转移，即使国家元首（特朗普）自己在试图破坏这一过程的合法性。
候任总统拜登的门外，排队等待着一排疲惫的美国盟友。我们渴求一位坚定的领导人，从经验来看，我相信拜登会抓住这个机会。
2018年，在我创立的民主联盟基金会（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发起了首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峰会召集了国家领导人、民主活动人士、科技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以加强民主的力量。这位前副总统（拜登）主持了首次峰会，并与我和前国土安全部长、共和党人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共同发起了一项新的跨大西洋倡议，以打击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
拜登的演讲为恢复联盟关系和支持民主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民主只关乎一件简单的事，”他讲到，“自由、自由、自由。”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他承诺会以总统身份主办一次类似的民主领袖峰会。
拜登2018年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演讲“民主关乎自由” （视频截图）
美国将发挥“领导”作用，但它不会是孤军奋战。从台湾到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和地区也在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对抗中国“咄咄逼人”姿态。
在欧洲，脱欧后的英国将于2021年主办七国首脑会议（G7），汇集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力量和经济力量。一位资深政治家告诉我，伦敦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谱写一曲“奔向自由世界的序曲”。英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潜在的“民主十国”计划（Democratic 10，简称D-10），向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开放全球首脑俱乐部的席位。英国将努力就外国补贴、全球贸易改革和技术进步等领域的经济复苏计划达成新的共识。
其中最后一个话题，“科技”，正在对民主的生存构成
挑战
。世界正处于一场象征性的技术军备竞赛中。无论谁赢得这场竞赛，都将在制定新兴技术系统（从面部识别到战争武器）的规则、标准和规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如果中国赢得了这场比赛，自由就将“衰落”。
自由世界应该从其内部围绕华为和TikTok发生的争论中汲取教训，建立数字联盟，为应对下一轮挑战做好准备。这包括为传输尖端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元数据设定共同的隐私标准，就如何监管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并结合“火力（firepower）”发展电信网络、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所有这些都得做得比中国更快、更好、更“自由”。
并非每个美国盟友都完全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民主核心小组。法国和德国可能担心民主国家联盟将取代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多边体系。另外，跨大西洋联盟的复苏可能会打击到欧洲谋求独立于美国的发展战略。
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认同。加强“全球民主联盟”能使其成员国重建多边主义，而非绕开它。我们确实要就气候变化及其他问题与中国对话，但我们要以相对强势的姿态这样做。与此同时，欧洲应该继续加强自给自足，更多地投资于自身安全，因为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意味着一个更“自由”的世界。
30年前，发达民主国家被告知，他们已经抵达“历史的尽头”，自由的继续前行不可避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随着美国从全球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自由”也在退步。现在是不可错失的最后机会，让我们从西方民主自我怀疑的致命疾病中恢复过来。是时候建立民主国家联盟了。
网友评论：
林恩·福雷斯特（Lynn Forrest）： 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民粹主义反弹和2020年新冠大流行都暴露了我们民主的缺陷。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表明，当我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时，是多么危险。历史没有终结。人和社会总是在演变。“自由民主”或许不再是篮子里唯一的选择了。
道格·波勒（Doug Bohrer）： “民主”和“独裁”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很难说如果选举中的大多数变量都来自不受约束的监管机构，而非民选立法机构，民主国家是否还会响应选举结果。美国广泛存在的选举无序对于我们作为民主国家的地位同样不利。
民主应该是经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进步主义者认为，人民太愚蠢、太无知，不需要令其“知情同意”。政党相应地采取行动，隐瞒他们认为民众不能理解的消息，依靠监管法令、行政命令和法院命令进行统治，而无视法律。
英国退欧、特朗普和法国黄背心出现的原因在于，越来越有侵略性的政府在强迫人们去接受“专家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东西，而非人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当英王乔治三世的政府这样对待美洲殖民地时，导致的是一场独立战争。没人看到这种风险吗?
杰奎琳·蒂尔曼·哈蒂（Jacqueline Tillman Harty） ：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在你美国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伸出贪得无厌的手、要求别人“保释”你时，好好想想这一点。
吉姆·哈里斯（Jim Harris）： 协调一致的努力当然有利于“自由”，但该由谁来领导呢？当今世界舞台上有哪位领导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从美国下一届领导集团的过往记录来看，可能不会。有什么建议吗？
（观察者网由白紫文译自《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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