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影像和時間一路獨行——專訪電影導演蔡明亮

新華社

text

【亞太日報訊】(記者 章利新、陳鍵興)“電影是什么?電影就是時間的流動。”59歲的蔡明亮導演一直對時間很敏感。25年來,他的電影越拍越“慢”,一路捨棄電影傳統模式,努力用至純至簡的影像,去袒露時間和生命本身,去打動多數觀眾習慣了影像消費的目光。

近日,在台北近郊山區的家中,蔡明亮導演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導演的寓所建於一片廢棄的小樓間,被“廢墟”所包圍,也為青山所環抱。他穿著黑色T恤,留著光頭,目光明亮,笑聲爽朗,像一個樂天自在的隱士。

關於電影,他說,多年來他一直在經營影像,用光線在作畫,畫面緩慢,似動似靜;意義飄渺,似有似無。“我不會說故事,只會拍電影。”蔡明亮說。

把電影搬進美術館

《無無眠——蔡明亮大展》日前在台北北師美術館展出,三部短片《無無眠》《西遊》《秋日》在不同展廳循環播放,觀眾可以任意時間進場,可以在任意位置坐著看,也可以躺著看,空曠的美術館裏為觀眾堆放著許多枕頭。

對蔡明亮來說,美術館是一個更加自由的觀看空間,走進美術館的觀眾是好奇的、開放的、願意冒險的,有不同的觀看期待。“相比之下,電影院是制式化的消費場所,是一個賣場,賣什么先說得很清楚,不需要觀眾多思考”。

幾部展出的短片裏,蔡明亮在精心選取的空間中,用長鏡頭拍人物走路(慢動作)、洗澡、睡覺等日常生活動作,試圖把動作從傳統電影負載信息的媒介形態中解放出來,讓觀眾換一種眼光去看那些熟悉的動作,找回“看”的耐心。

改變眼光,需要自由的狀態和足夠的時間,而這些都能在美術館中找到。

“雖然走進美術館,但我不認為自己是影像藝術家,依舊是依賴膠片的電影導演。”他認為,這種電影和美術館的跨界合作,為雙方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將是他以後的常規放映方式。

回想起以前和影院的合作經歷,蔡明亮坦承:“對這種模式厭倦了,影院太注重時效。”2003年,他拿著23分鐘的短片《天橋不見了》,一家一家問影院誰願意放映。最後,一家新開的影院接受了。為了讓老闆安心,他自己走上街頭、走進學校,去賣電影票,賣出了三千多張。從那時起,每次有作品上映,他都會開著車,帶上主演,到處去賣票。十多年來,進影院看他電影的人,幾乎都是他親自“拉”進去的。

2009年,蔡明亮受法國盧浮宮邀請拍攝典藏電影《臉》,這成為他和美術館合作的起點。2012年,短片《無色》拍完後,他決定放起來,不參加任何電影節,不作任何放映。他自信地說:“好的電影和好的美術作品一樣,可以在未來等我們,等我們接受和理解。”

《青少年哪吒》近日在北京電影資料館上映,獲得好評;去年這部舊作又在美國發行。時隔20多年,蔡明亮確實等來了“新觀眾”。

追尋自己的影像美學

2013年底,李康生憑《郊遊》奪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典禮上,他舉著獎盃,停了半晌,然後說:“這不是電視壞掉了,這是蔡導拍片的風格。”直觀地說,蔡導的電影風格就是“慢”:敘事慢(情節少、對白少),人物動作慢,剪接節奏慢。

其實,蔡明亮也是慢慢地才找到自己的影像美學之路。剛出道時,他從事編劇,寫過兒童節目,還寫過收視率很高的30集連續劇,後來自己也拍過劇集。在這個過程中,各樣常規的要求以及太多先入為主的東西,都讓他感到“厭惡”。

“我是學戲劇的,當然知道拍電影要有劇本、劇情、人物,要分析角色,弄清動機、心理,關係等。但是,劇情永遠是相似的,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電影不能困在劇情裏。”蔡明亮說,那麼,除了戲,電影還有什么吸引人的東西?“那就是影像本身和作者的真實感受”。

當蔡明亮20多歲看到法國導演特呂弗的《四百擊》時很震驚,也讓他思考:“這個導演沒有拍故事,而是拍了一種心情,一個西方導演20年前拍的人物怎麼會和我的感受這麼接近?”

為了讓電影貼近這種“真實”,蔡明亮在摸索中一路丟棄:“我的拍電影方法就是,能丟就丟,不斷地丟棄,即使把習慣、教化丟棄很難。”

他把劇本、表演、剪輯等傳統電影要素都“丟”了,唯獨把空間看得很重。無論拍電影、做展覽還是表演,他都要先看空間,思考這個空間,從空間出發決定讓演員做什么。

在蔡明亮看來,每個作者都是內心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的人。

對於很多觀眾抱怨“看不懂”,蔡明亮回應說:“我沒有按照現成的程式來做電影,因為我照著本性,照著自己對作品的感受、對自己在做什么的思考來做。”有人問他:做一個導演什么最重要?他說:“自己的美學最重要。”

電影是時間的流動

為了宣傳電影,蔡明亮常常舉辦講座吸引觀眾。最近他走進新北市的學生當中,暢談自己的創作經驗。

“我們在看什么?看時間的流逝。在他看來,電影的核心不是劇情,而是影像本身的作用。多數電影都努力製造統一的感覺,什么時候大家都該哭,什么時候都該笑,所以依賴虛構的劇情,“但這真的很荒謬,我覺得很無聊”。

蔡明亮的長鏡頭不是刻意拉長時間,而是還原時間。他說,他拍一個8分鐘的走路鏡頭,就是“為了讓觀眾看到、感受到這8分鐘本身”。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影像和時間,讓觀眾重新找回“看”的耐心和能力。真正的“看”需要時間,就像情感的流露和感知需要時間。

1991年以來,蔡明亮的電影主角一直是李康生,他的臉構成了電影的核心。談到和李康生的關係,蔡明亮說:“這是一種捆綁,但我甘之如飴,也讓我獲得更大的自由。這種捆綁比被偶像、被類型捆綁好多了。這種捆綁讓我去真實地面對生命的有限,我會一直拍到他老去,這是對有限生命的注視和讚美。”

蔡明亮的電影也可以組成一部大電影,如果有個題目,他願意稱之為:《小康的生命》。

2014年,李康生在布魯塞爾帶病演出《玄奘》,時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偶爾會跌倒,蔡明亮說跌倒就跌倒,不用控制。在布魯塞爾的最後一場演出,因為身體原因,2小時的表演演成了3個半小時,很多觀眾沒有堅持到最後,蔡明亮卻覺得那是“最好的演出”。

過去一年半,李康生的身體還未痊癒,主要由蔡明亮照顧。蔡明亮說:“我們必須面對身體的問題,生活形態也會改變,這也會影響到我的創作。但對於未來,我沒有計劃,沒有夢想。我只是珍惜當下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