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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記者 章利新、陳鍵興）“電影是什么？電影就是時間的流動。”５９歲的蔡明亮導演一直對時間很敏感。２５年來，他的電影越拍越“慢”，一路捨棄電影傳統模式，努力用至純至簡的影像，去袒露時間和生命本身，去打動多數觀眾習慣了影像消費的目光。
近日，在台北近郊山區的家中，蔡明亮導演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導演的寓所建於一片廢棄的小樓間，被“廢墟”所包圍，也為青山所環抱。他穿著黑色Ｔ恤，留著光頭，目光明亮，笑聲爽朗，像一個樂天自在的隱士。
關於電影，他說，多年來他一直在經營影像，用光線在作畫，畫面緩慢，似動似靜；意義飄渺，似有似無。“我不會說故事，只會拍電影。”蔡明亮說。
把電影搬進美術館
《無無眠——蔡明亮大展》日前在台北北師美術館展出，三部短片《無無眠》《西遊》《秋日》在不同展廳循環播放，觀眾可以任意時間進場，可以在任意位置坐著看，也可以躺著看，空曠的美術館裏為觀眾堆放著許多枕頭。
對蔡明亮來說，美術館是一個更加自由的觀看空間，走進美術館的觀眾是好奇的、開放的、願意冒險的，有不同的觀看期待。“相比之下，電影院是制式化的消費場所，是一個賣場，賣什么先說得很清楚，不需要觀眾多思考”。
幾部展出的短片裏，蔡明亮在精心選取的空間中，用長鏡頭拍人物走路（慢動作）、洗澡、睡覺等日常生活動作，試圖把動作從傳統電影負載信息的媒介形態中解放出來，讓觀眾換一種眼光去看那些熟悉的動作，找回“看”的耐心。
改變眼光，需要自由的狀態和足夠的時間，而這些都能在美術館中找到。
“雖然走進美術館，但我不認為自己是影像藝術家，依舊是依賴膠片的電影導演。”他認為，這種電影和美術館的跨界合作，為雙方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將是他以後的常規放映方式。
回想起以前和影院的合作經歷，蔡明亮坦承：“對這種模式厭倦了，影院太注重時效。”２００３年，他拿著２３分鐘的短片《天橋不見了》，一家一家問影院誰願意放映。最後，一家新開的影院接受了。為了讓老闆安心，他自己走上街頭、走進學校，去賣電影票，賣出了三千多張。從那時起，每次有作品上映，他都會開著車，帶上主演，到處去賣票。十多年來，進影院看他電影的人，幾乎都是他親自“拉”進去的。
２００９年，蔡明亮受法國盧浮宮邀請拍攝典藏電影《臉》，這成為他和美術館合作的起點。２０１２年，短片《無色》拍完後，他決定放起來，不參加任何電影節，不作任何放映。他自信地說：“好的電影和好的美術作品一樣，可以在未來等我們，等我們接受和理解。”
《青少年哪吒》近日在北京電影資料館上映，獲得好評；去年這部舊作又在美國發行。時隔２０多年，蔡明亮確實等來了“新觀眾”。
追尋自己的影像美學
２０１３年底，李康生憑《郊遊》奪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典禮上，他舉著獎盃，停了半晌，然後說：“這不是電視壞掉了，這是蔡導拍片的風格。”直觀地說，蔡導的電影風格就是“慢”：敘事慢（情節少、對白少），人物動作慢，剪接節奏慢。
其實，蔡明亮也是慢慢地才找到自己的影像美學之路。剛出道時，他從事編劇，寫過兒童節目，還寫過收視率很高的３０集連續劇，後來自己也拍過劇集。在這個過程中，各樣常規的要求以及太多先入為主的東西，都讓他感到“厭惡”。
“我是學戲劇的，當然知道拍電影要有劇本、劇情、人物，要分析角色，弄清動機、心理，關係等。但是，劇情永遠是相似的，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電影不能困在劇情裏。”蔡明亮說，那麼，除了戲，電影還有什么吸引人的東西？“那就是影像本身和作者的真實感受”。
當蔡明亮２０多歲看到法國導演特呂弗的《四百擊》時很震驚，也讓他思考：“這個導演沒有拍故事，而是拍了一種心情，一個西方導演２０年前拍的人物怎麼會和我的感受這麼接近？”
為了讓電影貼近這種“真實”，蔡明亮在摸索中一路丟棄：“我的拍電影方法就是，能丟就丟，不斷地丟棄，即使把習慣、教化丟棄很難。”
他把劇本、表演、剪輯等傳統電影要素都“丟”了，唯獨把空間看得很重。無論拍電影、做展覽還是表演，他都要先看空間，思考這個空間，從空間出發決定讓演員做什么。
在蔡明亮看來，每個作者都是內心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的人。
對於很多觀眾抱怨“看不懂”，蔡明亮回應說：“我沒有按照現成的程式來做電影，因為我照著本性，照著自己對作品的感受、對自己在做什么的思考來做。”有人問他：做一個導演什么最重要？他說：“自己的美學最重要。”
電影是時間的流動
為了宣傳電影，蔡明亮常常舉辦講座吸引觀眾。最近他走進新北市的學生當中，暢談自己的創作經驗。
“我們在看什么？看時間的流逝。在他看來，電影的核心不是劇情，而是影像本身的作用。多數電影都努力製造統一的感覺，什么時候大家都該哭，什么時候都該笑，所以依賴虛構的劇情，“但這真的很荒謬，我覺得很無聊”。
蔡明亮的長鏡頭不是刻意拉長時間，而是還原時間。他說，他拍一個８分鐘的走路鏡頭，就是“為了讓觀眾看到、感受到這８分鐘本身”。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影像和時間，讓觀眾重新找回“看”的耐心和能力。真正的“看”需要時間，就像情感的流露和感知需要時間。
１９９１年以來，蔡明亮的電影主角一直是李康生，他的臉構成了電影的核心。談到和李康生的關係，蔡明亮說：“這是一種捆綁，但我甘之如飴，也讓我獲得更大的自由。這種捆綁比被偶像、被類型捆綁好多了。這種捆綁讓我去真實地面對生命的有限，我會一直拍到他老去，這是對有限生命的注視和讚美。”
蔡明亮的電影也可以組成一部大電影，如果有個題目，他願意稱之為：《小康的生命》。
２０１４年，李康生在布魯塞爾帶病演出《玄奘》，時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偶爾會跌倒，蔡明亮說跌倒就跌倒，不用控制。在布魯塞爾的最後一場演出，因為身體原因，２小時的表演演成了３個半小時，很多觀眾沒有堅持到最後，蔡明亮卻覺得那是“最好的演出”。
過去一年半，李康生的身體還未痊癒，主要由蔡明亮照顧。蔡明亮說：“我們必須面對身體的問題，生活形態也會改變，這也會影響到我的創作。但對於未來，我沒有計劃，沒有夢想。我只是珍惜當下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