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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i遇難。”這是現任新華社喀布爾分社首席記者趙乙深在2016年6月6日12點40分發給我的快訊，同時發給我的還有最要命的--路透社發自喀布爾的報導。
這消息是真的，真實的不容我置疑。我當即懵了。刹那間眼淚就湧了出來。我一遍又一遍讀路透社的報導，淚眼朦朧。千真萬確，扎比走了，在採訪的路上，在塔利班火箭的襲擊下。
扎比胡拉·塔瑪那（Zabihullah Tamanna，左），前新華社駐喀布爾僱員，2016年6月6日作為翻譯，陪同美國全國公共電台攝影記者大衛·吉爾奇（David Gilkey）隨阿富汗部隊移防時在赫爾曼德省遭遇炮火，他們乘坐的汽車被炮彈擊中遇害。
14年前，也就是2002年6月4日下午，對外部英文記者喻菲、河南分社攝影記者趙鵬和我一行三人，在北京機場目睹了大批身披國旗的球迷們前往韓國去看中國隊首進世界盃的豪邁征程之後，經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轉乘聯合國的小飛機，抵達喀布爾國際機場，開始了我們在阿富汗歷時100天的戰地採訪。
當天晚上，就在報導組駐地我們同新華社上一批報導組尚緒謙、任鋒、龔兵一行三人進行了簡短交接。在這個交接儀式上，我認識了身高1.8米開外、靦腆害羞的扎比。當時他被招進新華社擔任攝影記者翻譯還不足一個月。據介紹，他當時還是喀布爾大學尚未畢業的學生，口語湊合可以交流，還寫不出一個語義明晰、語法正確的英語句子。那時我們戰地報導組有7名雇員，其中包括2名保安、2名司機、1名廚師和2名翻譯。除了他和另一名翻譯是喀布爾大學在校學生外，其他5人大部分是阿富汗的聖戰戰士，有一名當年曾經是抗蘇遊擊隊戰士，無法用英語交流，只能由2名翻譯作為溝通的橋樑。
扎比陪同新華社記者前往巴米揚大佛遺址途中
扎比是烏茲別克族人，精通阿富汗的普什圖語、達裏語和烏茲別克語。據說，他的父親是塔利班之前阿富汗政府的教育部部長級高官，標準的阿富汗官二代，他也經常對我標榜，他為新華社工作完全不是為了錢，因此常常對其他雇員提出加薪要求熱嘲冷諷。
在到達喀布爾的第二天，我們就立即投入到阿富汗大國民會議（當地人稱為大支爾格會議）前期的籌備報導中，通過他們兩名翻譯採訪了一大批高官、專家和學者，因此很快我們就熟悉了。有一次他很嚴肅地問我，阿富汗那麼危險，我們作為戰地記者來採訪，回國後能得到一筆重金獎勵，還是會得到提拔。我坦誠地告訴他，我們一行三人都是主動請纓上前線的，是阿富汗戰後新華社派出的第一批志願軍、敢死隊。他思考很久後問我們來阿富汗究竟為了什麼。我笑說，記者可能心理都變態，一遇到重大事件心裏就會有一種莫名的衝動。
扎比攝影作品
扎比攝影作品
後來他經常要拜我為師並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新華社記者，所以，在突發事件不多、寫稿任務不重的時候，我會利用午飯後的時間在保安的房間裏盤腿為他們講解英文寫作和新聞採訪的技巧。有時我忙於寫稿或採訪時間有衝突的時候，我會派他去採訪，幫助他準備問題清單。沒想到，他後來成了新華社的攝影記者，有時還直接采寫英文稿件。2006年他作為新華社優秀雇員，被邀請到北京總社、新疆、上海和深圳參訪。他在北京和總社曾在阿富汗工作過的記者同事們聚餐時，我還從希臘雅典給他打電話對他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
2010年他離開喀布爾分社之前，曾經通過FACEBOOK向我談起他的困惑，半島電視臺向他發出高薪邀約。作為3個孩子的父親，他希望我能給他些建議。他說，半島電視臺希望他能深入塔利班，為電視臺提供一手的採訪和內部消息，薪水很高，成名機會大，但風險也太大。
他的生命最終還是交給了塔利班。
扎比兄弟，說好了的，你的家人的安全誰來承擔？
扎比，也是追風箏的人。 新華社記者徐群 攝
扎比從FACEBOOK上得知我到香港工作之後，多次邀請我去阿富汗看望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阿富汗兄弟們。每次我提起想再去阿富汗工作，他又一再勸阻我說，阿富汗現在的安全形勢比起2002年要糟糕得多，因為當年有國際安全部隊的保護，至少喀布爾是安全的，現在美國撤軍之後塔利班的襲擊防不勝防。
去年12月份，他告訴我，在離開新華社之後，他去做了建築公司，幾年時間賺了幾百萬美元，算得上是阿富汗的富豪，但美國的轟炸讓他血本無歸。所以，他希望再回到他最喜歡的新聞行業。他說，喀布爾分社的攝影雇員辭職去了美國，他想能重返新華社效力。可惜年底時我工作上太忙，沒有能夠及時和喀布爾分社首席聯繫推薦他，他也因此錯失了機會。我今天一直在想，如果當時我及時幫他搭橋，實現了重返新華社的夢想，那麼今天在這個中國人認為六六大順的日子，在全世界穆斯林開始齋月的第一天，我應該不會收到他炮火中犧牲的消息，我也就不必淚水漣漣地為一個老外朋友寫這份懷念文章，而是在FACEBOOK裏開一些全世界男人都愛開的玩笑，問問他和他的小三小四怎麼樣。就在兩個月前，我們聊天時還約定，今年年底前我一定再訪阿富汗，找他和當年的所有阿富汗哥們兒再敘友情。
扎比攝影作品
美國人的炮火，讓他發財的夢想破滅；塔利班的火箭彈，讓他喪失了最寶貴的生命。
戰爭仿佛離我們很遠，但危險隨時都在記者們的身邊。
扎比兄弟，說好了的，今年年底的喀布爾相聚，你在哪里？
忘不了那一幕。
在阿富汗的日子裏，生活是枯燥的，稿子是寫不完的。為了豐富我們的業餘生活，我讓雇員買了一個排球。每天下午太陽落山前，我們和雇員們一起在院子裏的花園草地上打排球，有時我們會光著膀子打球。有一天我們在打球時，有人按門鈴來訪。扎比出去開門，一會兒回來找我說，鄰居抗議我們光膀子打球，如果我們再這樣下去，他會組織人到我們大門外遊行抗議。看到身高馬大的他居然那麼緊張害怕，我當時就樂了。我說，我們的女記者都沒有抗議，我們在自家院子裏光膀子，礙不著鄰居什麼事。如果他們膽敢在大門外遊行示威，我就把國外記者都請過來，算是給新華社做一次免費廣告。也許正是因為他所謂的貴族血統吧，從那之後，他很少再打球，而是每天晚飯前後和攝影記者趙鵬滿屋子打水仗，臉盆、水桶、水龍頭，能用上的全用上了，每次他們兩人搞得像落湯雞，那種渾身衣服濕透的樣子和充滿童真的爽朗笑聲，至今仍在眼前在耳旁。
忘不了那一刻。
2002年9月5日中午，我們一行3人帶著前一天抵達的新一批報導組成員汪亞雄、曹麗君和高山去使館拜會孫玉璽大使，算是一次交接。因為下午有採訪，我讓司機和翻譯在附近轉轉不要走開。我們正和孫大全相談甚歡時，扎比灰頭土臉沖進大使館，一進門就大叫不好了，附近的菜市場發生了汽車炸彈爆炸，他當時就在現場，幸虧及時臥倒，才安然無恙，但看到街上有被炸飛的斷臂斷腿。我們一行6人立即趕赴現場。得益於他的幫助，我們成了第一批趕到現場的記者，新華社的報導成了阿富汗多年來最大爆炸案的全球首發。至少有20多人當場被炸死。我們一行也因此把回程時間推遲了一周。
忘不了那一天。
因為是哥們兒，我和趙鵬經常同他亂開玩笑。他的名字奇特，所以，我們經常叫他“傻B他媽的”。起初他並不知道是罵他，後來他看我們每次叫他時都笑得不行，就猜到我們沒說好話，他後來就叫我們倆“MUSHKONI”。我和阿富汗外交部發言人奧馬爾成了好朋友，有一次我問他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他捂著臉說太羞了，這個詞的字面含義是“同性戀的小老鼠”，在阿富汗罵這個字是很厲害的，比罵同性戀還厲害。由於文化的差異，想想我們罵他的話，我們也沒吃虧，也就成了彼此的昵稱。
扎比拍攝的一次阿富汗首都遭遇恐怖襲擊現場圖片
有一天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茨訪問阿富汗，扎比陪著我去總統府參加記者招待會。在總統府外的一面牆上，寫著巨大的幾行阿拉伯文。雖然此前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在約旦當過兩年多記者，但對蝌蚪班的阿拉伯文是一字不識。我問他上面寫的是什麼，他告訴我，那是《古蘭經》的內容，每個皈依伊斯蘭教的人都必須讀這句話。我問他，他領讀我跟讀是不是算數，他表示沒有問題。他讀了一遍，我學了一遍。雖然不知道啥意思，但我想總不過像是我們的入黨誓詞吧。
採訪後回家的車上，他已經改稱我為兄弟了。回到駐地，在保安室裏，他向雇員們宣佈密斯特溫是穆斯林兄弟。我問他，作為穆斯林，我是否可以享受四個老婆的待遇。雇員們都說沒有問題。我轉頭問扎比，好兄弟，咱們親上加親吧，把你那舉世無雙的漂亮妹妹介紹給我吧，你當我的大舅哥。他當即就急了，指責我動機不純，再次向雇員們宣佈，密斯特溫被穆斯林開除了。他妹妹確實美得無可挑剔，我們的前任們提起扎比的妹妹都直咽吐沫。我們一行被邀請去他家吃飯時，由於阿富汗的傳統，女人都不出面見客，我還特意安排女記者拿著相機去和他妹妹合影。拜扎比所賜，我只做了幾個小時的穆斯林。
永遠屬於阿富汗的扎比。 新華社記者徐群 攝
除香港外，我在國外先後工作過4個國家8年時間。扎比兄弟是唯一一個在我離開之後多年還一直保持聯繫的外國朋友。在我人生的幾十年裏，我為外國朋友流過兩次淚：一次是在2002年9月11日結束採訪離開阿富汗時在喀布爾機場和阿富汗雇員們抱頭痛哭，擔心我走後這些身處戰亂之地的兄弟們能否平安；第二次就是這次驚聞扎比兄弟遇難時。這兩次都和扎比先生有關。扎比兄弟，我命中欠你的。
祝願我這位異國、異族、異種、異姓、異教的阿富汗兄弟天國安息，祝願他的家人和朋友們安康。
——溫新年 2016年6月7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