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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评论员 胡小刀
从阿勒颇、拉卡、摩苏尔、马拉维、加沙和顿涅斯克等地爆发的军事冲突，到印度、也门等国出现的城市暴乱，到“索马里青年党”和“博科圣地”对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攻击，再到“伊斯兰国”在巴塞罗那、巴黎、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等欧洲城市策划的恐怖袭击，当前全球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发生在城市地区。
虽然在世界军事史上，城市战并不乏先例，如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上世纪90年代的摩加迪沙战役等，但相较于历史上的城市战，当前的城市战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是作战方式不同。之前的城市战以夺取城市，进而赢得或扭转战争主动权为目的。同时，当时的军事理论家和作战指挥官通常希望军队避免、绕开或者包围城市遂行作战。而当前的城市战的目的更为多元，更多侧重于反恐和反暴乱作战。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以及政治、经济手段等“混合战争”作战样式开始更多地应用到城市战中。城市战开始从为城市而战，变为在城市而战。
其次是作战人员不同。在传统的城市战中，参战人员通常为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交战双方通常会投入大规模兵力参战。而在当前的城市战中，很多参战人员都是“三无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没有正规的军事组织，没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城市维稳工作。这种情况在中东地区最为普遍。国际红十字会曾发布报告称，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地的城市战“对城市来说可谓是一场新的灾难，暴力过后可谓是寸草不生、无人幸免。”
再次是作战效率不同。历史上的城市战通常是两大战役军团的消耗战。而当前的城市战受人口众多、建筑物密集、民众心理波动大、常规军力运用受限等因素影响，经常会出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以摩苏尔战役为例，“伊斯兰国”约1500名武装分子仅耗时4天，便在2014年击溃了号称25000人（实际上只有10000人）的伊拉克军队。而在2017年，10万名伊拉克安全部队、盟军和民兵人员，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同盟的空中火力支援下，历时半年时间才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夺回摩苏尔。
正如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所观察的那样：“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全球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越来越多，这迫使军队必须做好未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战的准备。目前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和伊拉克的费卢杰及摩苏尔进行的打击恐怖组织的战斗使我们看到未来战争的模式，特别是摩苏尔的战斗将成为未来城市战的样板。”
可以说，未来战场很有可能会从无人的空旷地区转向人口稠密的城市，新型作战样式需要一些“新思维”。一是加大城市战研究力度。当前，即便是美军也没有遂行城市战的专业化作战力量。相较于森林战、山地战和极地战，城市战无论从学术研究、战备训练还是战场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深入研究城市战作战机理和训练模式，将成为城市战能力生成的关键一步。
二是优化城市战作战力量。如对部队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使其“小型集团化”；对武器装备进行改造，“因为在城市内作战，坦克的重量和体积都要缩小，直升机的整体长度也必须缩短”；培养适应未来新的作战的士兵和军官，“使他们能在未来城市战中能在几秒钟内做出决断”，并强化官兵道德方面的训练，等等。
三是处理好城市战中的非战争因素。当前，部分国际条约对战时如何保护平民，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条约会对城市作战中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禁止战时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军队在战时使用催泪瓦斯，这对军队战时控制人群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从顿涅斯克城市战的情况不难预见，信息战、舆论宣传、网络攻击以及政治、经济等“混合战争”因素，未来也将成为影响城市战成败的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
胡小刀，亚太智库研究员，在国内军事刊物上发表军事论文和译文数百篇，主要从事外军动向和反恐领域研究。
（来源：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