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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在英军最初抵达香港岛时，有一位名叫陈群的水上人渔民（注：水上人渔民，源自远古百越族，自远古开始在广东一带聚居）带领英军在赤柱一代登陆。在经过香港仔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水上人音回答说“香港”，英军于是用“Hong Kong”标记全岛，香港一名由此得来。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此后又割让九龙和新界。二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占领三年零八个月。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实行一国两制。在一系列政治变动中，香港已不再是当年的小渔村，它逐渐成为了全球重要的金融、服务业和航运中心。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之际，以下10本书将从不同角度切入和探讨昨日与今日的香港，以期为读者呈现一个如棱镜般的多面香港。
1、《香港史》
弗兰克·韦尔什 著
王皖强/黄亚红 译
要了解香港，一本介绍香港来龙去脉的历史读本必不可少。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弗兰克·韦尔什在相继推出了英国史、南非史、澳大利亚史之后，又写了一本《香港史》。
《香港史》讲述了1838年到1990年间香港发展的历史，着重考察英国国内的政局以及决策对中英关系和香港命运产生的影响。从英国的殖民扩张、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到鸦片战争，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到1895年中日之战，再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来的抗日战争等等，本书把香港放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框架之中，对读者全面了解香港大有裨益。
本书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英国中心主义视角，韦尔什在书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在这种视角的笼罩下，香港仿佛失去了自主性，一直在被动地应对和跟随。
2、《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陈国球/陈平原/王德威 著
如果说《香港史》过分强调了英国视角，那这本由陈国球、陈平原和王德威三人主编的《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则采取了更加本土、更加多元的视角，三人分别成长于香港、大陆和台湾，从文学、电影、绘画、新闻、建筑以及戏剧等多个角度入手，为读者呈现了迥异的香港城市想象。
这本书涉及的问题繁多：从电影和文学角度探讨香港现代性，以五四运动和绘画团体在香港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左翼运动在香港的传播情况，对于殖民和本土之间张力的讨论，此外还以大陆、台湾为参照系，考察了香港在华语语系中所处的位置。
相较于《香港史》，本书以更加微观、更加多元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张力、活力，也充斥着身份矛盾甚至认同混乱的香港。
3、《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
谢尔顿 (Barrie Shelton) 等 著
胡大平/吴静 译
凡是去过香港的人，很少不被密密麻麻的高楼和狭窄的一线天震慑。在这独特的城市景观背后，是政府主导的填海造陆行动。有数据统计，从1887年到2006年间，香港约有67平方千米的海洋面积被转换成陆地，截止2010年，通过填海造陆获取的可利用土地不少于香港总体土地面积的6%。
与此同时，香港标志性的公屋也在逐年增长，用于安置迅速膨胀的人口。截止2013年，居住在各类型公共房屋中的市民已高达香港总人口的45.8%。
《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为读者梳理了这种城市景观的形成以及变迁过程。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种土地利用的方式是香港的“应激反应”，作为一个地少人多的的弹丸之地，面对着各个历史时期因种种原因导致的人口持续增长，立体化发展似乎成为了香港的唯一出路。
在填海造陆、扩张土地的同时，香港也在经历垂直式和立体式的发展，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以及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日渐重要的地位，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本书强调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类似“上帝”的创造者“创造”了新的土地，之后将其塑造成立体的、垂直的形式。更进一步，政府和管理公屋的公司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与高密度城市配套的发达公共交通系统里，政府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4、《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美]麦高登 著
杨旸 译
想象一个近景，把《香港造城记》中提到的一座大厦放大，再放大，直到能清晰地看到每一楼层里密密麻麻的房间。如果你看到来回走动的巴基斯坦人、尼泊尔人、印度人、尼日利亚人以及欧洲人和美国人，那么这无疑是重庆大厦了。
这座始建于1961年的5栋17层连体式建筑，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劳工、避难者和背包客。在这座业权分散且模糊不清的大厦中，住着将近4000人。这里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例子”。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将目光对准重庆大厦，写作了《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书。麦高登首先注意到，重庆大厦位置特殊，它位于香港的闹市区，却和尖沙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特区中的特区”，这彰显了重庆大厦“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地位。
而当我们跟随麦高登走入重庆大厦，去了解手提箱商人、真真假假的避难者的故事，就会发现重庆大厦代表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另外一面：在红红绿绿的指数和巨额的资金流动背后，生活着这样一批渺小却重要的参与者。
5、《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
夏循祥 著
和香港飞速的城市化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相伴相生的，是对于传统社区的改造和拆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居民自发的社区保育运动。位于香港岛湾仔区的利东街（也叫喜帖街）便是一个著名案例。
在《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中，中山大学人类学讲师夏循祥以利东街为例，追踪了当地居民自发组建“港十五关注组”，要求参与城市治理的案例。在这个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中，夏循祥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无权者的居民如何巧妙动用各种资源（传统文化与信息技术），在既定条框下对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提出挑战，继而和当权者形成了一种“对抗性合作”。
6、《定制女佣》、《生不逢所》
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著
在菲佣这一独特现象背后，是香港怎样特有的社会文化图景？那些前赴后继来到香港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女性，她们的生存状态又如何？
来自匹兹堡大学的人类学家郭思嘉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主题。1997年，她的民族志《定制女佣：关于香港菲律宾家政工的民族志》（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An Ethnography of Filipina Workers）首次出版，那一年正值香港回归。之前的三十年间，香港中产阶级女性大规模回到公共领域参与工作，导致对于私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激增。
十年后，这本书再版，郭思嘉在书中补充了在这期间她书中描写的女性生活发生的变化。经历了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2年到2003年间非典爆发后，这些女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机构以及雇主控制和规训，如何被宏观政策影响，而她们又是如何或直接利用家庭及公共空间，或委婉间接地通过玩笑或恶作剧抑或是通过法律行为和政治行动进行反抗的。
郭思嘉细腻的民族志写作，让我们警惕对于菲佣的简单化概括。单纯把这些女性塑造成受压迫者或者被赋权者都是不妥当的，就像把她们简单描绘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或毫无阶级意识并不恰当一样。
我们也不妨读读郭思嘉后续的一本民族志《生不逢所：移民母亲和国际劳工政治》（Born Out of Place：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在跨国女工之外，她还关注了在香港出生的她们的孩子。在这本书中，郭思嘉更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流动性、家庭和公民权以及移民政策相关的种种问题。
7、《两地书：港漂十味》
吕大乐 著
自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以来，香港对于内地学生到港入读的政策逐渐开放。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从大陆到香港留学、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留在香港，落地生根，也有人选择返回大陆。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吕大乐的《两地书》收录了十个在香港生活的大陆人的故事。 在每个平凡个体具体而微的生活选择和困境中，折射出的是香港和大陆之间人员的高流动性，不同文化、语言、习惯以及政治氛围之间的碰撞和磨合。
8、《我这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 著
流动是双向的，与从大陆到香港的人口流动相对应的，是香港人在大陆的观察和体验。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便是一例。
从1992年到1994年，陈冠中在北京居住了两年多；六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北京。一方面，在和大陆文化、知识界朋友们的频繁接触中，他开始补课，尝试了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谱系；而另一方面，他和香港产生的距离感也促使他跳出香港，从更高更远的角度来审视香港。
于是，便有了这本《我这一代香港人》，陈冠中在序言中写道：这里收录的文章“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此书收录的杂文点出了香港的复杂性：它处于世界和内地之间，它很西化但同时也很传统。同时陈冠中认为，“对香港较为完整的论述既离不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论述和主权国家的论述，也缺不了本地人的本地视角。”因此，我们在探讨香港自身以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四个视角：全球化、主权国家、特区例外以及香港主体。
9、《昨日香港》
何藩 著
最后，让我们由文字转向影像，从摄影师何藩的摄影集《昨日香港》中，寻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何藩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在1961年加入邵氏电影公司之前，他曾拍摄了大量关于香港的照片。
在街道上奔跑的人力车夫以及投射在地上的他的影子、延伸向远方的电车轨道、狭窄的街道和密密麻麻的广告牌、穿着旗袍独倚墙边的婀娜女性……何藩利用光与影的游戏，在巧妙地捕捉人物动态情状的同时，也记录下了旧日香港街头的独特风貌。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