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时遇害，算是工伤吗？日前的一则热门新闻，引发公众对此问题的讨论。
据媒体报道，6月18日，黑龙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员工柴媛在家办公时，被一男子入室用数据线勒颈致身亡。被害人家属认为柴媛应被认定工伤，其单位也同意协助申报。大庆人社局先是表示柴媛不属于工伤，后称已受理申请，但目前还没有结论。
确定遇害与履行工作职责的因果关联是重点
归结起来，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家办公时，家算不算工作场所？二是因刑事案件遇害，能否认定为工伤？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
受害人所在单位要求员工在家上班，受害人接受单位安排在家办公，也有相关证据证明当天她的确在家办公。
在此情形下，将“家”视为工作场所并无异议。
有人认为“家”可视为工作场所的延展，在我看来，作为办公时所处位置的“家”，就是工作场所，而非工作场所的“延展”。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确定的话，谁还愿意在家办公或回家加班呢？
第二个问题才是真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应认定为工伤的七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这里清晰地给出了认定工伤的三个基本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
该条第三款也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柴媛在家遇害，并非“事故”，而是“意外伤害”。就此而言，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这两个要素，柴媛已具备。
但其遇害的“因”，从目前的报道看，还不能确认是她“履行工作职责”。
以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受害人邓世平为例，邓世平老师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过程中，得罪了学校工程承包人而惨遭杀害。现在邓世平已被当地人社局认定为工伤，这合法合规。
柴媛被害和邓世平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因其职务行为而起，前者与她的工作还未建立因果关联——至少就现有信息而言是这样的。
换言之，眼下得确认，当事人柴媛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职责”而遇害。
也因此，进一步确定柴媛遇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就成为当地有关部门处理这起申请工伤事件的难点。
由于当事人都已死亡，这其中的难度显然不小，也成为考量当地有关部门行政智慧的难题——既不泛化也不收紧理解，理应成为有关部门即时校准的原则。
此外，刑事案件中，加害人是直接责任人，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虽然有明确的责任人，但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和工伤保险之间，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这些本可并行不悖。邓世平老师被认定工伤，就是很好的例证。
进一步而言，即便嫌疑人没有坠楼身亡，柴媛家属申报工伤与其索要民事赔偿也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嫌疑人在逃亡期间已坠楼身亡，这也意味着，让加害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基本已不可能。
工伤保险不是万能险
法不外乎情理。工伤保险本就是情法交融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工伤保险为职工撑起了一把“法律伞”，使职工在遇到工伤时能够迅速且方便地获得理赔，而无须再卷入耗时且费力的仲裁或诉讼中。
工伤保险也为企业奉上了一颗“定心丸”，只要履行了工伤保险义务，即便遇上突如其来的工伤赔偿，也不会因此打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又有其相对固定的保障范围，它毕竟不是一个万能险，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在工伤保险之外，还有意外险、平安险、人身险等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保险，可供分散意外的风险。
我认为，在工伤保险补偿之外，也应有其他社会保障和政府保障举措，可化解柴家痛失亲人的困顿。
在网上，很多人认为工伤认定不应太“保守”，并将此事跟之前的很多争议性案件——如“廊坊法官在家写判决急病身亡，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遭法院驳回”、“长沙一女子值班期间遭性侵，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遭法院驳回”等进行打包解读。
这番观点本身并无问题，也反映了民众的现实诉求：对工伤确实不宜“收紧式理解”。但不收紧式理解，不意味着要泛化理解，而是要拿捏好宽严有据的平衡，该认定就认定。工伤险有其“功能范畴”，不能替代其他应有的社会救济措施，也不能“该激活却不激活”。
柴媛不幸遇害能否认定工伤，与她的家庭状况无关，与加害人是不是坠楼也无关。最终的工伤认定，还得回到事实、回到现行法上来。
□王琳(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