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中国消费驱动增长战略取决于什么

香港《南华早报》11月11日文章，原题：中国拉动内需取决于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农村收入 在外部环境变得恶劣和不确定的当前，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中国必须制定未来5年和面向2035年的计划。

与新加坡或韩国不同，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这意味着不能永远依赖出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面向国内的增长是可行的。

从11月10日在上海落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双11”的网购狂潮，我们见证了中国消费力的巨大潜力和变现。

但比起中国消费的数量或质量，其精简形式才是真正令人瞩目的。中国新的柔性制造使得个性化、甚至是定制化的商品从工厂及网店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成为可能。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中国来说并非新理念。为取代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中国领导层大约在15年前首次提出了消费驱动增长的想法。中国内地的消费占经济的比例异常低（2019年为39%），虽然比2010年的33.8%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的67%和香港的69%。

尽管过去几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一点要放在历史背景中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其净出口和投资大幅增长，但却牺牲了家庭消费。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3.8%。

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头几年，消费比例甚至更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但此后30年里，消费一直在下降，直到最近10年才略有恢复。

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地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种解释是中国国民储蓄率非常高，去年占该国GDP的45%。相比之下，以财政审慎著称的德国，其国民储蓄只占GDP的25%。受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子女赡养年迈父母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中国民众喜欢储蓄。

另外，国民储蓄高也与中国社会保障不发达有关。如果政府在社会保障上多花钱，公民就没有必要多存钱了。

同时，家庭收入偏低。去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3%。原因不一而足。有些可能是过渡性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直到最近，剩余劳动力使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城市化在提高家庭收入的同时，往往压低了家庭劳动力在产出中的比例。

其他结构性因素可能也在起作用。中国经济的资本效率可能不高，一些国有部门或许从经济中获取垄断利润。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都很重。

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为改善贫困家庭的命运做了许多尝试。比如废除了农业税，禁止地方政府向农村家庭收取费用，推出并扩大了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方案。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中国消费驱动增长战略成功与否，可能取决于如何有效协调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演变。（作者温斯顿·莫克，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