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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变得太快了，很多毕业生还没意识到这种变化。
十年来，移动互联网成就了一众依靠创新比肩世界的中国公司，也造就了成千上万小而美的互联网公司。一个网站，一款 App，可以俘获一批粉丝，养活一群员工。
但是这样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些口口相传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奇”，经过反复的解读和演绎，在逐渐远离今天的互联网行业的同时，却越来越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的职业憧憬。
挤进那幢玻璃大楼
知乎上有一个被浏览 742 万次的问题——“机械专业的真实待遇都是怎样的？”
其中最热门回答获得了一万多个赞同。答主是一位人生规划咨询师，他将机械行业和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进行了比较，分析出一道两种人生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并附上破败厂房和摩天大楼的对比图片。
三年前，刚进大学的时候，王泽铭看到了这条回答。他就读的测控专业，对口的正是制造业，比如机械制造。
工作环境的对比是立竿见影的。王泽铭心有戚戚，浏览过众多类似的帖子之后，他明白互联网行业是他的理想去处。再去各大招聘网站一搜，众多的开放职位和诱人的薪水待遇让王泽铭看到了未来。
后来王泽铭自学了计算机语言，还看了一些产品经理的书。“书里面说的很多思维我觉得对以后的人生都是很有用的”，他深受启发。不用编程、偏文科、门槛相对低，王泽铭调转矛头，开始为成为一名产品经理努力。
至少在大三的时候，王泽铭还是充满信心的。在这所 985 院校，比他仅仅大一届的社会学学姐，刚刚毕业就以产品经理的职位入职微信，这更是给他莫大的鼓励。
在投出第一份简历之前，王泽铭一直觉得这事没什么难度。在他的想象里，毕业季的夏天应该是在互联网大厂的玻璃大楼里度过的，和天南地北的应届新生一同参加入职的素质拓展培训。
现实却给他泼了盆冷水。毕业的时候，王泽铭投了 20 多家，只有一家在南京的教育公司给了他回应，到最后还是被拒掉了，“简历都投不进”。那段时间王泽铭整宿做梦，睡不好觉。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没有着落，更大的原因在于家里给他在武汉按揭买了一套房子，还贷压力让他必须赶快入职。
想要去北上广深做产品经理的王泽铭，最终还是认命了。
“有点心力憔悴了，就没想再找了。”他放弃了去一线城市做产品经理的想法，最终接受了一家位于潍坊的发动机厂的 offer。
冷却的需求
疫情毫无疑问加剧了毕业生应聘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难度。近两年来，受大环境的影响，很多原本并不急于追求变现的企业纷纷加速了商业化的进程。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打仗的人，今年受疫情影响更是如此，首先我们要保证活下去。”侯敏所在的 AI 公司从去年开始商业化，如今正是需要销售人才的时候，“今年我们公司只有销售开放了招聘”。
自 2016 年 AlphaGo 击败李世乭开始，人工智能行业就进入了快车道，不仅仅是 AI 公司，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大量招聘 AI 算法工程师，这个颇显沉寂的专业一时间供不应求。
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AI 算法方向的国内一线名校硕士毕业生，年薪普遍在 30-40 万，最高能达到 60-70 万，如今这一数字打了八折。
2015 年，大批 AI 公司成立，市场上人才一度短缺。“我们又抢不过大公司，所以只能从应届生下手。”候敏谈到，她所在的 AI 公司拥有四百多名员工，属于行业一线的创业公司。然而现在，公司人才储备逐渐饱和，对专业人才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个趋势其实从去年就开始有所体现”。
伴随着人工智能商业化浪潮的，是人工智能教育的普及。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文指定 30 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今年 3 月，这一数字更是增至 180 所。
一方面高校在扩大供给，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就业市场又逐渐饱和。虽然作为新兴行业，新晋算法工程师们仍旧抢手，但价码已经开始下跌，逐渐回归理性。
如果早几年，不论是产品经理还是 AI 工程师，这些职业都还炙手可热，企业的需求还在。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产业进入新的阶段，几年前刚进入象牙塔，瞄准当时需求的年轻人们，不得不面对市场变化的现状。
不仅仅是招聘，职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去年七月，刚刚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朴静加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内容社区产品。一年下来，她已经独立负责一个产品模块了。
然而情况并不像她入职时想象的有趣。用她的话说，工作就是 battle，每天从早上十点开始“扯皮”。和开发人员、测试人员 battle，和法务财务 battle，还要参加一些冗长的没有意义的讨论会，“有时候一个输入框放在哪里，都要讨论半小时”。
在朴静看来，产品发展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做这种精细化的打磨的，但她想做更大的事。“错过了产品从 0 到 1 的阶段，剩下的就只有无聊。”
移动互联网爆发过后，世界已经被改变，新入行的产品经理们很难有机会再从头构建一款产品。同样面临这一困境的，是新入行的运营人员。
在一家大公司做了五年网络文学运营的陈浩也是一样。回忆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三年，他是在不断地拉取数据、复制黏贴和排版中度过的。这和他心目中想象的“增长黑客”天差地别。
“刚入行的时候也想着，会不会有一些爆款书或者作者是被我一手推红的，现在就觉得想太多，就是个干活儿的。平台有自己的流量策略，和你没什么关系。”
陈浩也想过转行，但又贪恋“大厂”的风光。“就先干着吧。”渐渐地熬到了快三十岁，陈浩有点慌，但又不知道未来的路往哪里走。
复盘这五年，陈浩最后悔的是没有掌握到属于自己的运营能力。“有时候你看到数据蹭蹭往上涨，觉得自己特厉害，但其实这是平台基数决定的，是无数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抽离出来看我自己做了什么关键动作？没有。没有平台我什么也做不到。”
机会在别处
在纯粹的互联网遇冷的同时，一些“传统”产业却打开了对互联网相关领域人才的需求。教育、保险、房地产等等产业通过互联网的改造，创造了很多新的职业。
以在线教育为例。由于疫情导致线下上课推迟，线上教育成为刚需，相关企业也应声水涨船高。
在武汉工作的王咪供职于一家互联网教育机构，负责网课教师职位的校招工作，最近她有点愁。
王咪所在的公司有数以万计的网课教师招聘需求，但王咪却没有感受到学生们的热情，“不好招人”。
网课老师，一般而言薪酬标准在六七千块，普通一本和二本的学生是王咪的理想招聘对象。今年春招，她的一个明显感受是，学生们好像都不着急，很多应届生的态度是再等等。
“经济形势不好，索性不找工作了，反正现在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一年半载的家里也都养得起。”在王咪看来，现在很多人在等一个“好工作”，给人生一个体面的新起点。做网课老师？很多人不愿意将就。
武汉人刘雨薇刚刚拒绝了一家头部教育公司的网课老师的 offer，尽管底薪 8 千，离家只有一站地铁，她还是感到犹豫。
刘雨薇今年从武汉一所 985 大学硕士毕业，学的是就业面相对较窄的社工专业。由于疫情，她之前已经谈妥的一份高端养老机构的 offer 飞了，这让她陷入就业焦虑。
亲戚朋友们帮刘雨薇联络了一些企事业单位，她自己也在积极向一些基金会投递简历，但聊到最后发现工资都非常低，平均在三千左右。“我一个 985 大学的硕士生，拿着比本科生还低的工资，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直到这家教育机构向刘雨薇发出面试邀请，她才看到一线希望，“起码薪资还像是那么回事儿”。但转念她就犯起嘀咕来。
“虽然在线教育在风口上，我的高考成绩和社工专业对做老师也有优势，但这个行业能滋养我吗？除了收入高，我的思维和视野可以被打开吗？”
这些问题反复在刘雨薇的脑海中出现，优势劣势持续拉扯着她。虽然本科毕业后刘雨薇也有过两年工作经验，并不是第一次进入职场，不会对所谓第一次就业有执念。但一想到做网课老师，她还是看不清。
新兴的职业让人看不清未来的前景，望而却步。还有一些存在很久的职业，在新的环境下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很多毕业生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环境和要求的变化。
房产中介就非常典型。过去几年，房产行业借助互联网，如自如、蛋壳、贝壳等平台在一二线城市揽获了大量用户。
王东就供职于这样一家互联网居住服务平台，负责今年的校招。在他看来，房产中介不论从客单价还是销售过程，和 IT 外企的销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卖房子，少的几十万，多的几百万几千万。但和 IT 行业的销售不同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还需要对资金的托管安全、房产片区和物业属性足够了解，在交易过程中给客户提出专业的建议。”
疫情之前，王东会经常出差到全国各地举办宣讲会，他曾被问到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没有被房产中介好好服务过，我怎么信你说的你们需要专业的经纪人。
“这也是外界对我们行业观感不好的原因，由于行业里以前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让一些人对中介行业产生了不好的认识。不过更多大学生表现出的还是对行业的好奇。”
从数据来看，也证明了这一情况正在好转。据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 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每 100 个经纪人中约有 28 个学历在本科及以上，而这一数字在两年前还是 18 个。
贝壳找房董事长左晖在今年二月的一条朋友圈中解释了贝壳对人才渴求的原因。
一方面，在蓝领市场上，房产经纪行业的竞争力远低于快递、骑手的需求体量；另一方面贝壳将房产经纪行业线上化、透明化，需要更高规格的人才适配；加上大学扩招，毕业生连年增多，也确实为经纪行业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土壤。
和房产经纪一样，友邦等保险公司也在大举招募高端人才。究其原因，在这类交易单价较高的领域，需要更可信赖的人，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别和时代死磕
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风风火火。
石瑞和杨桃毕业五年了，是从大学时代就走到一起的情侣。两个人感情稳定，源于一种灵魂深处的共振——爱折腾。
当年在大连读书的时候，他们经营过水果店，也办过辅导班，是非典型的 985 大学学生。毕业后来到北京，计算机科班出身的石瑞加入互联网公司工作，但不安分的两个人总在琢磨着做点什么生意。
刚来北京的几年，雾霾严重，每天出门戴着口罩，让石瑞觉察到健康的空气、水，和食物的重要性。为了躲避雾霾，两个人移居深圳发展。在深圳，他们看上了一门生意。
之前在北京超市，石瑞见到更多的是蒙牛、伊利等常温奶，保质期长，易储存。在深圳，他发现更多的是只能保鲜三四天的低温奶。照比常温奶，低温奶的营养结构更完整，石瑞意识到，牛奶的“消费升级”是个趋势。
两个人租了个小铺做发货点，做起了低温奶的生意。挑选了几个香港品牌做代理，和幼儿园、社区、写字楼合作推广，还开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方便客户订购。
随着生意渐有起色，他们发现对于保质期如此短的低温奶来说，配送环节非常重要。古老的“订奶”模式对人力依赖严重，需要挨家挨户投递。结合新零售概念，石瑞感到，“智能奶柜”是个不错的主意。
了解到深圳政府针对某些职业群体有牛奶专项拨款，这样一来，这些单位或学校的牛奶发放就成为了日常工作。用老办法搬运、统计，挺麻烦，“智能奶柜”就方便很多。充值奶票，刷卡取奶，对于单位来说方便管理，对于学校来说，能防止学生把家长给的“牛奶钱”乱花。
“越折腾越明朗”是石瑞和杨桃这几年最有感触的事。在“让人们吃得更健康”这条道路上，他们还想要做更多。在离深圳一小时车程的郊外，石瑞正在建设自己的小果园，想要种植高营养密度的西红柿。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并不排斥做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事。“我们想得比较开，大家都去互联网公司挤，最终不还是要落地到实体产业的变革？那我们直接做实业就完了嘛。”
当科技来到产业，需要更多有互联网基因的年轻人｜视觉中国
当科技来到产业，会为产业带来全方位的变革，很多传统行业就处在这样的变革前夜。它们需要有先进思维，具备学习方法，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加入，他们会带来创新和效率。有意思的是，这既是一种降维打击的优势，又是一个心理上非常真实，甚至很难跨越的思维惯性摩擦力。
每一次时代切换的时候，都注定存在由于认知偏差带来的对机遇的不同理解。20年前，那些第一批加入互联网公司的拓荒者，当他们面对一家没有名气、没有实体、没有资产，整天对着电脑做一个虚拟的网站的公司时，是什么样的认知让他们选择加入，并成为如今互联网行业最坚实的力量？
今天再去回味那段历史，其实一样有着相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