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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英国校区启动仪式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海外庆典日前在英国牛津郡举办。在海外庆典的英国研讨会举办期间，因“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发表了题为“政府为什么应该支付他们的债务？”的演讲。他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面临的债务问题及其应对策略，并探讨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债务偿付问题上的关系及责任。其实，萨金特教授也是北大一员。2017年6月，他与其他7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他成立了“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演讲结束后，萨金特教授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我至今仍不完全明白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环球时报：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您认为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有哪些发展经验和启示？
萨金特： 我是一个局外人，但如果你和我年龄相当，你会认为中国所做的就是奇迹，这是众所周知的。眼看其他国家变得富裕起来，邓小平想做一些事情。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扩大了市场的作用，削弱了政府在决定如何生产、谁来生产、人们如何获得报酬等方面的作用。如此，他们释放了市场力量，重新定义了“共产主义”，将其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新定义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不必拘泥于苏联的经济体系。这一切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实践。邓小平是一位天才。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创业和赚钱是件好事，但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让数亿人摆脱贫困成为中产阶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
这场伟大实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只能赞美它。至今我仍不完全明白中国是如何做到的，我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学习和倾听，这是作为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所能做的，这个过程非常吸引人。
环球时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提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会有隆重的纪念，而最好的纪念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您期待的中国更开放的举措是什么？
萨金特： 对我而言，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中国国家主席一年前在达沃斯发表的关于全球化的演讲，这是我希望美国总统能够给予的演讲。全球化将继续进行，中国将成为其领导者。回顾历史你会发现，二战后最想开拓市场的国家是美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想要自由贸易，我们认为美国可以与任何人竞争。我们希望开放市场，并推出一系列关于降低关税的政策，特别是针对英国开放市场的措施。英国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而我们试图把它们打倒，我们成功了。我们当时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不会害怕与任何人竞争。时间推移到达沃斯，中国国家主席就如何开放市场发表演讲。中国正在成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一带一路”更是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希望美国关税政策被逆转
环球时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 亿美元的商品课以高关税，中国则强硬表示将坚决回击美国的贸易关税惩罚。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一举动？
萨金特： 没有人会在贸易战中获胜。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基本原则是：第一，自由贸易往往会使绝大多数人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在更长时间内获益。自由贸易能促进竞争，而竞争能降低成本并带来新的创意，所以有竞争的市场范围越大越好。
第二个原则是，竞争在每个时刻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因为这是一个筛选赢家和输家的过程。即使在大多数人获胜的情况下，也会有失败者。失败者或受到威胁的人就会提出贸易限制。这很适宜解释现在的情况。一些位于我们国家特定地区的少数人，他们认为自己会因为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他们相信如果关税能够在有限的竞争形式下实施，他们的利益将受到保护，尽管代价是伤害其他许多美国人。现在美国总统正在听从这些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光是在总统自己的政党内部就有很多反对者。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都和我一样提倡自由贸易，希望这些关税政策能被逆转。
环球时报：中国人口正出现拐点式的变化，劳动人口比例正在下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未富先老？
萨金特： 从某种标准而言，中国已经富有了。老龄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有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改变社会对人们工作时间的预期。人口问题的本质往往是更少的年轻人需要支持更多不工作的老年人。 如果你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只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才有“退休”这一概念。 如果你在19世纪就会知道，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任何关于退休的说法，因为那时候，人们通常从事比较苦的体力劳动，平均寿命也比较短，大概60岁左右，所以基本上没有退休的概念。这段历史并不遥远。如今人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尤其是在有价值的工作上，这对于年长者很有意义，能让人们保持思考，保持灵敏，而且我们的工作也在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鼓励人们冒险，但应自己承担风险
环球时报：中国的债务在过去十年里急剧上升。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2017年估计，中国的债务总额将超过GDP的300%。您认为中国正面临债务危机吗？如何在减少债务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萨金特： 经济增长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政府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工具，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使用过这些工具。部分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完全放开市场，所以政府仍然有一些强大的工具。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已经仔细研究过美国和英国的例子及经验教训。我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想逐渐放开，这些很不容易做到。
至于300%的债务与GDP的比率，我需要仔细审视并了解债务包含哪些方面，不包含哪些方面，要知道，债务和GDP的比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衡量。美国官方报告的债务与GDP比率数字接近100%，但实际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中国没有的债务。我们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我们对此有一系列承诺。但我们的债务已远超出我们的负担能力，我们并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支持这些债务，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支付。
我认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基本原则是：鼓励人们冒险，但希望他们自己承担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我用自己的钱而非别人的钱去冒险，那么风险是可控的。但如果让我用别人的钱去冒险，可能就会发生过大的风险。中国银行的人员非常了解这些原则， 问题在于省级政府贷款和债务，他们举债却想依靠中央政府支付，这便违反了上述基本原则。我认为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环球时报：中国应如何权衡管控风险与进一步放宽金融管制之间的关系？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适宜怎样的路线图？
萨金特：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技术问题。我知道中国中央银行和政府里有很多懂技术、非常聪明老练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他们谨慎地平衡着开放与风险。例如，当2015年股市泡沫破裂时，中国做了一些反击，据我观察，有人对造成泡沫的原因以及导致泡沫破裂的原因进行了非常缜密的研究，并且做了一些非常聪明的事情。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