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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李哲】当全世界绝大多数政府都在实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强力干预来挽救经济时，中国也不例外。08年数万亿刺激政策犹在耳边，新一轮的经济下滑趋势底部难寻，总有人不断在呼吁通过货币政策放松来刺激经济，显然当前的中国决策者要比08年理智。
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最近也讲到，货币，是用来协助贸易的，不是用来协助调控经济的。货币是不应该用来调控经济的，把它用来调控经济的话，很容易闯祸的。
货币政策应让人民币盯住一揽子的物价指数，不要用货币来调控经济，这样子才能使利率跟投资回报率看齐，因为世界上没有成功过，可以十年八年很好的，但是一下子就坏了。
当前的中国经济，似乎也陷入了必须靠货币政策刺激来维持短时间的GDP高启，但更为明显的是，通过刺激手段所维持利好式的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一旦不刺激，经济便又继续回落，由此又需要刺激，以此连绵不断。
说到底，刺激手段难以根治经济顽疾，目前除美国经济逐渐向好外，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依然没有走出困局。美国刺激经济，除了美元具有全球使用的外延功效外，更为关键是美国对经济产业的进一步调整，尤其是制造业，再加上其常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优势，因此不能把美国经济复苏简单地归结于货币刺激。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还是90年代日本“失落的十年，以至于本轮金融危机，货币刺激实际上并没有对经济真正复苏起到太大效果，相反却把一国经济长期拉至疲软状态。
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似乎也陷入两难。在社科院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看来，中国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货币总量也陷入两难境地。而中国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在于政策偏向于大企业大项目，这直接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绝大多数钱给了大项目，中小企业则陷入困境。
在其看来，如果这种政策偏向不调整的话，货币政策将陷入无用甚至更加恶化的状态，并由此引发中国经济硬着陆。
以下为《亚太日报》对社科院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现实的采访：
亚太日报：您怎么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袁钢明：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状态，经济下滑、结构难调、旧病复发，当前说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太合理，这种情况应该是旧病加重，旧病是因为现在仍然在消化前期的刺激政策遗留下来的后遗症。而随着经济持续下滑阶段，老的问题加重了，还产生新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新常态。
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比如，金融风险增大，首先表现在负债率过高，过去投放了那么多货币，同样多的货币所产生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低，这说明货币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还有地方融资平台以及银行坏账问题。
当下最严重的问题是房地产，房地产从过去支撑中国经济的主力变成了现在经济下滑的隐患。如果再指望依靠房地产来维持经济增长是非常危险。中国经济需要依靠于稳定健康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这种平缓合理的可持续的状态。现在还在用一些刺激措施来防止房地产继续下滑，这种方法也很脆弱。
另外，我在走访调研时了解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可能是未来的常态，目前这方面困难不是一个短暂时期，现在央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存在问题，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不从整个结构上以及布局上做调整，而是从一些细枝末节上解决，比如融资行为不端、民间融资过于混乱，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把融资过多地堆积到大项目和大投资上，造成融资非常不均衡以及巨大的资源配置失衡，这就造成了大企业资金多的用不完，小企业却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处境，饿死。
这种结构性问题，决策层目前还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来扭转。
亚太日报：今年的货币政策也是想重点解决这些问题
袁钢明：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于过度重视大投资、大项目、大企业。虽然现在货币政策不敢全面放松，采取一些对中小微企业定向放松的措施，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很难做到。
比如前两次的定向放松，它要求给小微企业放贷的30%的银行给予放松，那另外70%给了大中型企业了，30%的目标设定就非常有问题，为什么不设定在70%给中小微企业放贷的银行予以放松，这完全颠倒了，所以造成了定向之后，大多数中小微企业还是得不到。
再说SLF（常备借贷便利），也存在问题，它直接导致面向大企业放贷的定向放松远超过中小企业，一下子放贷了5000亿，远远超过给中小企业放松的力度，很明显金融机构现在仍然是偏重于给大企业放贷。
这就造成了整个结构性失衡越来越大，现在甚至央行不宣布都可以拿钱，实际利率比名义上还要大。
如果结构问题不解决，靠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就必然失效。因为结构上的不平衡会体现出货币总量上的更加不平衡，一方面，货币总量看起来很高，但绝大多数钱给了大企业；另一方面对中小微企业收的太紧，急需资金；这种结构上偏斜若不调整的话，再运用总量调控，已经是没有用的。
而且总量上空间也已经没有了，从货币存量以及货币增量来看，目前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状态，但一些人又说经济下滑压力很大，出现融资难问题，市场利率又非常高，钱又太少了。到底钱是多还是少？那既可以说货币多，也可以说货币少，两头都超越了，把货币进行不合理的配置，有些地方显得特别多，有些地方又卡的特别少，所以货币总量上也处于矛盾之中，两头叠加，紧的过头又松的过头，所以无论是放松或收紧，都没有空间了。
因此只能选择放松一头，而选择这边就会造成那边有问题，比如说为了减缓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需要放松，结果一放松就会造成货币更多；如果要解决货币过多的问题，就需要收紧，收紧的话就会造成融资难、融资贵更加严重。
目前为了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货币量应该适当放松，但前提是应该要明确货币放松后要能用在中小微企业身上，否则的话，依然是个困局。
亚太日报：怎么明确？具体该如何解决？
袁钢明： 应该缩小投资规模过大的一些项目，包括国家级的以及跨地区级的一些过大过长的投资项目，制定规划的时候，不要过多强调国家项目中长期的意义，强调过多的话，就不可能改变现在货币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的势头。
这个问题定下来之后，再去解决货币政策会不会出现结构性偏向的问题。要不然大的问题不解决，让货币政策去定向，那是做不到的。所以货币政策是跟随在整个经济发展之下的。
亚太日报：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外部方面美国加息明年也将来临，您对2015年的中国经济有什么预期？
袁钢明 ：我觉得明年经济肯定是会持续下降，如果按照克强指数来看，实际上现在GDP下滑的情况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严重。明年按照实际情况下调到7%是很正常的。
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政策调整，如果不把结构性偏向于大企业大项目的政策做出调整，那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将进一步增大。
如果反过来还要加大对大项目投资支持的话，那经济下滑压力将更大，甚至完全不排除硬着陆，现在的趋势是在往这方面做。
比如最近国家发改委又批准了几千亿的大项目，一些核能、电站之类的，高铁也要再上，这种做法完全是靠加大投资来维持一点点的拉动效应，这个方向延续的话，则完全改变不了经济继续下行的趋势，反而使其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