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雕《开宝藏》捐赠仪式在蓉举行 首部雕版佛教经典总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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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复雕《开宝藏》捐赠仪式暨学术座谈会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首部雕版印行的汉文佛教经典总集,以“重生”的形式回到了它的诞生地——唐宋雕版印刷发源地和中心成都。

据悉,《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官印佛教经典总集,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成都刻板开印,今年是这套大藏经在成都开印1050年。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之为《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亦称为《开宝藏》。

到20世纪,这部大藏经几乎散佚殆尽,在全世界范围内,单卷较为完整者仅剩12件。2018年,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对《开宝藏》现存于世的残卷全力搜索,复雕木刻成版,共237块雕版506面。

捐赠仪式上,弘化社将复雕经版捐赠给成都文殊院。同时,向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历史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和内江圣水寺、新都宝光寺、龙泉石经寺、成都昭觉寺、成都大慈寺、峨眉山佛学院等寺院捐赠了《开宝藏》经书。

据了解,《开宝藏》复刻雕版未来或将在成都文殊院打造的空林博物馆内展出。空林博物馆目前正在规划建设中,是集保护、展示、研究和交流为一体并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现代化、公益性博物馆。建成后,将展示文殊院珍藏的佛教文物精品和历代名人字画。此外,《开宝藏》复刻经书可在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处阅览。

首部中国佛经总集 在成都刻印的《开宝藏》影响深远

作为首部雕版印行的汉文佛教经典总集,《开宝藏》是影响后世佛学典籍传播和流通的重要母本。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971),令内侍官高品、张从信到成都主持刻经大业,历时12年,于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八年(983),刻成13万张板片,全藏收书1076部(一说1085部),为卷5048卷,分装480帙。刻印完成后,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在海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开宝四年,是中华文化众多‘历史记忆’中的一个标志性年号,值得牢牢记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在学术座谈会上指出,《开宝藏》源于三千年以上儒学、仙学、道学的润泽与融入,形成仙禅净土特征,中国化佛学又反哺儒学、道学,从而成为儒释道会通的佛学经律论集大成著作的最早结晶。

谭继和认为,《开宝藏》对于宋代以来的市民社会老百姓有着广泛的影响,众多佛学用语与故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习用的成语,其奥义多有与时倶新的转化与发展。他表示,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今天,要守正创新,走新路开新局,用活佛学历史文化资源,把简单的寺庙文庙观光游,营造为超越心灵的儒释道游,诗游、仙游、禅游、书香游,助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指出,中国官修史书对汉字佛经、佛法东传日本、韩国,推动三国官民共享共情、友谊来往有不少记载,而《开宝藏》正是承载这样的历史记忆的载体。她表示,期待未来汉字文化重新成为东亚地区的文脉桥梁,实现文化相连、心灵相通、成果共享。

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王嘉陵表示,《开宝藏》的直接影响及于《赵城金藏》《高丽藏》;其收录、编纂方式及于崇宁、思溪二支;其官修性质及于明清时代;其传播递藏及于海外各国。同时,它也标志着佛教文化经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碰撞、激发、接纳和融合,已经完全地本土化,与儒道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会长彭邦本指出,《开宝藏》对于世界上佛教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佛学传播和发展,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守正传薪、创新开新的影响,均具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开宝藏》刊刻背后:成都是唐宋雕版印刷业发源地和中心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刻本的佛教大藏经,是中国第一部木版雕刻的大藏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它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而《开宝藏》选择在成都刊刻,足以证明成都是唐宋雕版印刷业发源地和中心。

“《开宝藏》之刊刻于成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因缘。”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在座谈会上表示,除了自东汉以来成都佛教素来鼎盛之外,成都及蜀地富庶的物质基础、浓厚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印刷事业和悠久的藏书传统也是促成这一壮举付诸实施的重要因素。

他指出,中晚唐时期,在成都发明并发展起来了先进的雕版印刷术,培养了大批技艺精熟的刻字工匠,为《大藏经》的刊刻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唐末五代,蜀中以雕版印刷术传播儒经、道典,为大规模刻印佛经积累了经验。此外,唐末五代蜀人乐于藏书,为大规模刻印佛经准备了文献底本。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段玉明也表示,经五代至宋,成都地区和眉山地区都是当时雕版印刷的中心城市,水平很高,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他举例说,成都出土过一件唐代雕版印刷的《陀罗尼经咒》,上面有“龙池坊卞家印”字样。“卞家”就是成都的印刷铺子。当时成都的雕版铺子还有“过家”“樊赏家”等,敦煌遗书中的手抄本中,即有几件是根据“西川过家真印本”抄录的《金刚经》。

段玉明指出,《开宝藏》雕版开印后,原来的抄经行业渐趋没落,石刻佛经也逐步式微。与此同时,《开宝藏》的大量刊印,使得普通百姓阅读佛经不再困难,佛教弘化由是发生了整体性的转型。

(亚太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