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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駐金邊分社首席記者王其冰
2014年8月7日，金邊城外16公里處的柬埔寨特別法庭吸引了駐柬埔寨的各路國際媒體。此外，為了這一天，還有更多的國際記者、法律專家飛赴金邊，密切注視特別法庭對柬埔寨“紅色高棉前領導人農謝、喬森潘的宣判。
開庭
上午9點鐘，開庭鈴聲響起，法庭內全體肅穆起立，主審法官宣佈開庭。隨後，兩名被告——88歲的農謝和83歲喬森潘各由兩名法警引領，行動蹣跚地進入被告席坐下。農謝身著黑色外套，面帶黑色墨鏡，面無表情地靠坐在黑色座椅上。在他的左手是真正戴眼鏡的喬森潘，乳白色的夾克，與農謝不同的是，為了聽到法庭上講說的每一句話，他戴上耳機。
他們此時出庭的形象，與我大約兩年前在法庭所見幾乎沒有太大變化。在法庭散發的庭審印刷冊上，他們的照片反映出的情緒也是如此，農謝側目不肯直面鏡頭；喬森潘微微向下斜視，然而頭戴耳機凝神諦聽。
退回40年，他們才四五十歲，正值人生壯年，農謝早已是紅色高棉組織的二號人物，喬森潘即將成為民主柬埔寨政權的國家主席。以紅色高棉組織為核心的民主柬埔寨政權1975年4月17日進入金邊，1979年1月7日從金邊撤向柬埔寨西北地方。一直到1998年，民主柬埔寨政權軍隊在西北的拜林山區放棄武裝抵抗，向成立5年的新柬埔寨王國政府投降，他們從高位跌落下來，但還活著；而他們的頭號人物波爾布特，於1998年4月在荒野中孤獨地離世。
2006年，在聯合國的支持下，柬埔寨特別國際法庭成立，它的任務就是對民主柬埔寨政權即“紅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統治時期的所作所為進行審判。以農謝、喬森潘、英薩利及英薩利之妻英蒂麗作為被告的法庭002案件於2011年11月開始審理，現在終於等來宣判之日。這期間，英蒂麗因喪失神智免于審判，曾任民主柬埔寨總理和外交部長的英薩利病逝。四個被告，現在剩下孤獨的兩個。
審判席上坐著穿紅袍的七名法官，顯示了國際法庭陣容，其中四人來自柬埔寨司法界，包括主審法官尼農、法官約奧塔拉、亞索坎和托莫尼，其它三位分別是新西蘭的戴姆•西維亞•卡特懷特、法國的讓-馬可•拉沃吉尼和奧地利的克勞迪亞•芬茲。
柬埔寨特別法庭的國際性還有更多體現，比如在提交的參加聽審的申請表上，每個申請人被要求明確填寫頭髮與皮膚的顏色。
被告就坐後，審判長尼農用高棉語開始宣讀判詞。通過法庭提供的耳機，可以聽到非常清晰的英語或法語的同聲傳譯。
法庭其實分為兩個部分。整個法庭平面圖呈扇形，內緣是真正的法庭活動空間：迎面是高居上位的法官席，法官席的右側是檢察官席，稍遠處是民權律師席，法官席左側是辯護團；與法官席面對的，右邊是證人席，左邊是被告席。今天是特殊的日子，雖然檢察官、律師和證人都不需要有實際的語言和動作。但座無虛席。法官一個人在宣讀判決書。喬森潘與農謝面前擺放著電腦螢幕，從螢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居審判席上主審法官的面孔。
一道弧面的玻璃牆把審判區與外緣部分500個觀眾席分隔開來。觀眾席位扇形並階梯排列著，觀眾透過玻璃可以看到法庭內的活動。在玻璃牆的兩側懸掛大螢幕，即時傳送法庭內的細部圖像與聲音。在我身邊就坐的是一位柬埔寨女士，她不需要耳機，因為法官說的就是她的母語。
8月7日，金邊，特別法庭宣判結束。亞太日報駐金邊分社首席記者王其冰攝。
但是喬森潘為什麼要戴耳機呢？法庭提供的資料說，上世紀50年代，喬森潘在法國學習，並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柬埔寨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他為了祖國的宏大理想而回到柬埔寨。回國後，在1962年西哈努克任命他為商業副部長之前，他先成為了教授。
宣判結束後，我問劉律師喬森潘為什麼用耳機。律師猜測說，他可能是聽法語。他的法語太好了，在法庭上，他時而會使用法文表達。（出現在審紅國際法庭的劉律師常常尤其引人注目，因為他是唯一的中國籍律師，是來自中國大陸、服務於特別法庭的年輕律師。）
喬森潘1967年曾隱身一段時間，1970年代初再出山時已是紅色高棉的人。1987年波爾布特退隱後他成為紅高的正式頭目；1989年他代表民主柬埔寨參加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談。1998年，他帶領紅高部隊向柬埔寨政府軍投誠，然後回到拜林居住。
兩個多星期前，就是在柬埔寨執政黨與反對黨達成決定性協定的7月22日，我恰巧在拜林，並專門去看了喬森潘的房子。那是村路旁的兩層木板房，寂寞而陳舊。帶我去的是20多年前紅色高棉的戰地記者勒恩。他告訴我現在是喬森潘的女兒居住。院子有幾隻白色小雞啄食勒恩喊了幾聲，沒有人回應。勒恩說，可能到田裡幹活去了。
說起來，勒恩是新聞同行。民柬政權時期，他帶領一個十多人的小團隊，拍攝戰爭紀錄片。我問為誰拍，在哪播放。他說政府需要，聯合國也需要。確實，直到1989年，民主柬埔寨政權還在國際上代表柬埔寨。1990年代初，柬埔寨可是國際社會的熱點，西哈努克、洪森的金邊政權、宋雙和紅色高棉這四支力量的糾纏佔據每天的國際新聞版面。我在北京相距遙遠的編輯室裡無法想像拜林。
勒恩說，直到1979年1月7日那一天，他才離開金邊。
金邊是喬森潘、農謝罪行的一個節點。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是紅色高棉全面執掌柬埔寨政權的時期。進入金邊城的當天，紅色高棉組織立即大規模將城內居民向鄉村驅趕。這正是002號案件起訴的重要罪狀。
“平庸之惡
開庭沒過幾分鐘，審判長尼農就開始宣讀判決書。長長的判決書沒有懸念。核心意思是，審判法庭認為，被告人農謝和喬森潘在1975-1979年期間，犯有反人類的滅絕、屠殺、政治迫害、強迫搬遷的罪行，法庭決定判處農謝、喬森潘終身監禁。
強迫搬遷就是指將全體金邊市民趕出金邊城。在今日金邊的任何一家書店裡，幾乎都能從書架上的某本書裡找到人民被驅離金邊的描述。英文版、中文版----想必柬文書籍裡也有吧？對後一點我不太確定。英文版是西方觀察者的描述或向西方世界的痛訴，中文版是華人世界內的自我泣訴，柬文書籍呢，都逃不脫同樣的命運，還需要互相哭訴嗎？
特別法庭的回答是肯定的：需要。在500人的觀眾席中，不須仔細辨別，就能看出有很多來自村野的農夫農婦。雖然像今天能進入到觀眾席的機會難得，很多記者都因為報名遲滯而被阻在外，但是法庭仍把有限的座位留給他們。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受害者。劉律師介紹說，自特別法庭2006年開始運作以來，每一場聽證、庭審，特別法庭都有獨立的預算，用大巴士到外省鄉村把普通百姓拉到金邊的法庭，鼓勵他們作證，也請他們見證法律的公正。
2009年，特別法庭宣佈判處001號案被告S-21監獄長康克由35年監禁，康克由上訴，結果2012年2月終審判決下來，康克由改判終身監禁。35年和終身監禁的結果可能都是老死獄中，但差別在於，對於這樣的罪行，不同的判決顯示法律的不同態度。在國家機器的運轉中，在歷史車輪的碾壓下，個體如何拒絕或掙脫？漢娜•阿倫特主張對“平庸之惡（因不思想、無判斷、盲目服從權威而犯下的罪惡——編者注）說不，但是在宏大的社會實驗構想的激勵下，有多少人能憑慧眼或本性識出“平庸之惡？到底誰應該站在被告席上？
7月22日，拜林，前紅色高棉記者勒恩（左）和波爾布特生前警衛森利滕。 亞太日報駐金邊分社首席記者王其冰攝。
無法驗證的歷史
森利滕說：生活在那個時代，肯定得相信那個時代的政治制度。他還說，作為國家領導人，就該承擔責任。
森利滕是波爾布特的親侄，生活在拜林，曾經是紅高領導人的安保人員。他坐在拜林落日的餘暉裡講述往事，不，只能說是回答而不是講述。
他面前原色的木質餐桌上，擺著幾張攝於1987年北京的照片。那是戰地記者勒恩的收藏。照片中森利塍和勒恩都年輕而意氣風發。勒恩懷念他的中國老師郭梅仙女士。他還保存著她的名片，我原以為也是一名新聞前輩，看過名片，知道她是一名工程師。
森利滕和勒恩是多年的朋友。現在他們和許多當年的戰友都在拜林居住，經營種植園或農場。他們另一位當年的戰友恩速坤在省政府身居要職，是拜林省計劃局長。在拜林停留第二天早上，我在頭一天的餐桌上見到了他。他不凡的氣度昭示了官位，而帶我深入“紅高基地的老王卻不關心他是什麼官。
在老王眼中，他們都是“布馬——朋友，反過來，老王就是他們眼中的“震——中國人。他們之間幾乎不需知道姓名。而我，出於職業習慣總是查戶口般地急切瞭解談話對象的信息，至少也要知道姓名和貴庚。
恩速坤告訴我在泰國邊境還有一處柬紅色高棉領導人的辦公地點，以前由聯合國人員看管。我提出去看看，他開車與我們同去，到了那裡，只見一架更為破敗的吊腳樓，一個農人在底層發呆，一個孩子坐在木樓梯上發呆。局長說，這裡曾是農謝等人的開會地點，“他們生活跟我們一樣，沒有特殊的物質要求。
紅高在金邊執掌三年多，人民無以裹腹，社會財富完全沒有積澱，隨後敗退到西北山區。傳說中的紅寶石和紅木走私恐怕只夠部隊的日常供給。
作為貼身侍衛，森利滕怎麼看關於紅高統治時期死亡170萬人的事情，他傳達過或聽到類似的命令嗎？
他搖搖頭，“在領導人身邊工作，對外面的老百姓生活沒有辦法掌握。但是我沒有聽到過領導人發佈殺害人民的命令。對於領導人發佈修建堤壩、開發農田、改善人民生活這樣的政策是知道的。
這也是特別法庭面臨的難題：缺乏物證。
一家非政府組織近來每年都會在金邊街頭作些攝影展，有次晚間經過，我湊上去細看，多數是1970年代柬埔寨人在工地勞動的照片。
但是，沒有確鑿的物證表明強制人民搬遷出自誰的命令，或者出自哪一紙命令。
真正的調查是困難的。誰也不願意去揭已漸癒合的傷疤。柬埔寨華文報《柬華日報》的鐘耀輝是我在柬埔寨依賴的活百科，剛來時，我幾乎拿所有的問題問他。直到有一天問他紅高統治時金邊送水節是怎樣情形，他回答說，他也不知道，因為那時他還沒出生。我才如夢初醒。近40年過去，一代人已經長成。這個社會的中堅對那段歷史已經完全沒有直接體驗。
而老一代柬埔寨人是多麼不願再回首這種傷痛啊。今天早上出門時，我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躊躇了好一陣兒，最後還是棄黑就白。在柬埔寨生活兩年多，我經常是穿著黑色上衣出入各種場所，直到有一天在偏遠的臘塔內基裡省山村，一位年近80的老者用手指撚著我的黑色T恤，告訴我這是柬埔寨人最討厭的顏色，因為紅色高棉時期的服裝全是黑色，會喚起不快的回憶。他說話時，我幾乎看到他眼睛裡閃現出來的厭惡。他們連那個時代的顏色都要忘卻。留心之後，我確實發覺今天柬埔寨百姓真是鮮少穿黑色。
8月7日，金邊，記者在特別法庭室外採訪。 亞太日報駐金邊分社首席記者王其冰攝。
結束
10點半，主審官終於讀完宣判書。法官最後讓農謝與喬森潘起立，但是只有喬森潘站了起來。法庭宣佈說，農謝因為身體原因無法站立。法庭宣判也就此結束。玻璃室內，法官們先行離開，法庭工作人員拉起了簾子，其他的人與活動也都遮在了簾幕之後。
觀眾走向門外，走道立即被等候的記者佔據。有人發出了抑制之後的哭聲。一個半小時的宣判絕對肅穆，我的手機、電腦、照相機全留在外面，由劉律師替我保管，所以受害者的悲憤和哭泣也經過了暫時的封存吧？
記者們各種型號的攝像機和話筒本能地尋找採訪目標。受害者被圍在中心，十多個話筒指向他。84歲的梅尊有著古銅色皮膚，他是S-21監獄的倖存者，因為有繪畫技能，所以保住性命；60歲的松瑞提，在紅高時期失去了父親和三個兄弟。他們在心中埋藏多年的苦難今天可能會通過多種語言傳向世界的多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