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危机暂时解除，但打破了“中间派”的民主神话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有人说，不久前的图林根（Thüringen ）州长选举中，德国某些主流政党被“马蹄铁”狠狠绊了一跤。

“马蹄铁”（Hufeisen），又称“马掌”，据说是罗马人的创新。如果从“马蹄铁”的功效和作用上看，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它与政治的关联。要找到答案，还得从“马蹄铁”的形状说起。

马蹄铁呈“U”型，缺口两端微拢，对中间的空处形成“合围”之势。这里有三个“看点”很关键：1）“两端”，2）“中间”，3）“合围”。

在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一般而言比较强大。这个结构特色体现到选民政治立场中，就是“居中者众，处端者寡”。

“主流政党”喜欢称自己为“中间”力量（die Mitte），因为中间的票仓最丰盈，赢得中间就等于赢得选举，也就证明自己更具代表性。

对“主流政党”来说，强调自己“居中”还不够，还要给那些距离“中间”最远的左右两端的政党（往往数量不大）按上“边缘”（德文：Ränder）或“极端”（德文：radikal）的标签。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做法似乎也颇为奏效，“建制派”对此屡试不爽。

特别是保守阵营，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洁癖”和“道德高位”, 喜欢高调声明自己绝对不会与左右极端力量“三合”（合谋、合作、合流）。

而最近发生在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政治地震”，又一次暴露了这种立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3月4日，“左翼党”候选人拉梅洛（Bodo Ramelow）在第二次州长选举的第三轮投票中，以“红红绿”左派阵营的简单多数胜出。历时一个月的“图林根政治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但远未最终落幕。

Bodo Ramelow，图片来源：wikimedia

图林根政治危机回放

在德国东部地区（原东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里的左右“边缘”力量非常强大。

譬如，在去年10月的图林根州议会大选中，从原东德共产党（SED）演变过来的“左翼党”（die Linke）和右翼民粹政党“选项党”（AfD）分别成为第一和第二大党。

反观主流政党，均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缩水”：无论是左翼阵营的社民党（SPD）和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还是保守阵营的基民盟（CDU）和自民党（FDP），都已沦为议会中的中小党。换而言之，建制派已被边缘党“合围”，如果不与它们合作，传统主流政党已无法参与执政。

按照民主原则，议会第一大党如果自己拥有绝对多数可以独立组阁，否则必须寻找其他政党来形成多数，从而获得组阁权。

2014年州选中，保守的基民盟是第一大党（33.5%），比第二大党“左翼党”的得票多出五个百分点。但由于其他保守党（如自民党）未能进入州议会，所以，基民盟若想挑梁组阁，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中偏左的社民党和绿党合作（理论上可以形成多数），要么与左右两端的“左翼党”和“选项党”勾兑。

由于基民盟中央高调排除了与左右两端合作的可能性，当时的图林根基民盟理论上只有与红绿组阁的可能，但社民党和绿党更倾向与“左翼党”合作，形成左派大联合。

结果，基民盟不得不放弃组阁权，而第二大党的“左翼党”反倒牵头组成了“红红绿”政府，拉梅洛成为“左翼党”的第一位州长。

拉梅洛在五年的州长任期内获得广泛好评，在去年10月的州选中，“左翼党”获得31%选票，与2014年的成果相比多了差不多四个百分点，成为州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可惜，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不争气，丢掉6%的选票，导致“红红绿”组合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

基民盟为了报上次被“左翼党”抢走州长宝座的“一箭之仇”，联合重新进入州议会的自民党联合抵制“红红绿”，不惜代价也要把拉梅洛拉下马。这为极右的“选项党”左右图林根政局提供了极佳机会。

2月中旬，图林根举行州长选举。基民盟和自民党率先“破戒”，打破了民主政党不与新纳粹势力合作的共识，半路（第三轮投票）杀出来的自民党候选人凯默里希（Thomas Kemmerich）借助“选项党”的选票当上了州长。

这次“政治地震”引发了“政治海啸”：

1. 凯默里希迫于本党内和社会上的压力，就任一天后就不得不宣布辞职；

2. 图林根基民盟主席莫林（Mike Mohring）也宣布将卸任现有职务，告别州政坛；

3. 德国联邦政府“东德事务”特派员希尔特（Christian Hirte）也因祝贺凯默里希当选州长而丢了乌纱帽；

4. 基民盟主席卡普兰-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日前辞去党魁一职，从而拉开了党内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帷幕。

“海啸”之后，图林根政坛一片狼藉，政务处于瘫痪状态：凯默里希这个“短命”州长目前只是留守，州政府只有他一个人，各部部长空缺，州事务由上届政府的一些技术官僚在维持。

围绕何时以及如何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各党开始新一轮的博弈。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基民盟和自民党在这次“政治地震”后声誉徒降，而“受害者”方的选情看好，特别是拉梅洛所在的“左翼党”。如果重新选举，该党有可能冲破40%，而基民盟则会丢掉十个百分点。

因此，左翼阵营希望尽快重新大选，以全面收获目前极佳的选民红利；而保守阵营则希望推迟，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以图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上次已当选的议员担心重新选举会丢掉议席，给个人带来损失。

按照图林根的相关法律，若要重新大选，就必须先解散本届议会；而解散议会则需要获得议会中三分之二议员（60票）的同意，但左翼政党加起来才42票，另外18票必须从保守阵营来。

本来，图林根基民盟应该从这次“合流”错误中汲取教训，尽快改善自己在选民中的形象，制止本党公信力的进一步滑坡。可惜，它却把解散议会还需要的18票视为与对手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作出了让公众难以理解、并导致图林根危机继续发酵的决定：

既拒绝拉梅洛提出的让基民盟籍的前州长利伯克内希特（Christine Lieberknecht）担任过渡政府首脑的“妥协”建议，又继续拒绝支持拉梅洛组建新一届“红红绿”政府。

直到2月21日，经过拉锯式的艰难谈判，图林根基民盟才与左翼阵营达成一致，同意不阻止拉梅洛当选，并在今后的议会工作中有限支持“红红绿”少数派政府，交换条件是新大选延至明年4月再举行。

这次的妥协结果旨在结束“选项党”左右图林根政局的状态，促成反极右势力的临时“统一战线”，帮助打破图林根的政治僵局。

可是，由于它打破了基民盟中央制定的不与左右两端政党合作的“马蹄铁”规定，所以，消息传出后，党内保守派大佬们，包括党主席热门候选人梅兹（Friedrich Merz）和施帕恩（Jens Spahn），纷纷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

那么，基民盟中央为何死守“马蹄铁”原则呢？原因估计有以下两个：

第一，党主席卡普兰-卡伦鲍尔宣布将辞职后，基民盟目前处于群龙无首和战略空白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潜在的继任者如果在此时掀起一场放宽与“左翼党”合作的限制，容易引火烧身。所以，他们会用更加保守的姿态来捍卫“马蹄铁”原则。

第二，上次与“选项党”合流推举自民党的凯默里希当上州长后，基民盟在党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修正路线，高调重申不与极右政党合作。为了把党内，特别是德国东部地区的党部内“合流派”们压下来，作为“交易”，中央很有可能作出了决不推举“左翼党”候选人拉梅洛为州长的承诺。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拉梅洛当选州长，只是摆脱图林根危机迈出的第一步，各派的政治角力最起码将持续到明年4月的重新大选。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最大的赢家在开始阶段似乎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选项党，但它的伎俩却暴露了其对民主体制的离心力和杀伤力，从长远看很可能是一笔“蚀本的买卖”。

“弄巧成拙”的自民党和“首鼠两端”的基民盟无疑失去了不少选民，遭到重创，而且后果尚无法估量，但最大的输家则是民主制度本身。

关于“中间派”的神话

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习惯使用某些概念和词语，却根本就没想过其背后的真实含义，或压根儿是否有意义。

把政治观点和政治组织分成“左中右”，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这个传播甚广的“分法”的确比较形象易懂，似乎政治观点真的如同一个空间里的坐席那样，实实在在地排列在人们眼前。

从历史沿革角度看，“左派”和“右派”之分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它的确与坐席有关。但是，如果在政治讨论中也将观点如此简单地划分，则会导致对政治世界观以及何谓“温和”何谓“极端”的严重误判。

这次图林根州长选举中，自民党的凯默里希在第三轮投票中作为“黑马”参选，其理由就是如此的“冠冕堂皇”：如果候选人只有极左和极右两种可能，那么他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居中保守派”的选项。

凯默里希“毛遂自荐”时引用的是这种“左中右”之说；他在“选项党”帮助下当选为州长后，四处飘来的贺词中，也常能看到“民主中间派的候选人赢了”这样的表述；后来在收拾“破戒”造成的一片狼藉时，这些政党继续自诩为“居中者”。

再看基民盟的广告牌或中央党部记者招待会台上的标语，也都是“中间“（die Mitte）、“德国强大的中间派”（Deutschlands starke Mitte）这类口号。

图片来源：CDU、FDP

但是，保守阵营所信奉的“马蹄铁”之说有两个重大的“混淆”和“误导”：1）似乎“左翼”就是“极左”，“右翼”即为“极右”。2）“居中”就是“好”的，两端即为“坏”的。3）“居中”代表“多数”，“边缘”代表“少数”。

其实，这些政党反复絮叨“中间”，无非是想强调自己拥有多数。问题是，自诩“居中”不等于真的拥有多数。

具体到图林根州，如果用“选票”，而非“自诩”或“口号”来界定什么算“中间”力量的话，“左翼党”和“选项党”才是真正的“中间派”，而保守阵营才是靠边站的，譬如，埃默里希的自民党在州议会中只拥有5%的议席，属于最小的政党。

再譬如，从历史渊源上说，“人生而平等自由”、“不能因为出身和性别不同而受到歧视或优待”等诉求源于左派，那么，我们如何定位“中间”点？难道为了表示自己“居中”而反对“人生而平等自由”？

自由派，还有“阴谋论”理论的支持者，都喜欢标榜自己“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左右两派都有过走向极权和独裁的历史“污点”。

问题是，他们忘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并不如左派那样，将“消除社会不公”视为己任，而社会不公也是造成社会思潮极端化的根源之一；历史上发生的后果严重的大萧条，与自由派对资本的过度放任不无关系，1929年的“大萧条”不正是希特勒崛起的土壤之一么？

在法国“五月风暴”中被学生誉为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的“三M”之一的德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早在希特勒刚上台的1934年就指出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联。

因此，我们在谈论“居中”概念时，最好有具体的界定，而不能笼统而言。

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中，真正的“居中者”应该是拥护和尊重宪法的“民主派”，而界定谁是“民主派”的唯一标准是遵循民主规则和理念，而非其观点的左右之分。

如果用意识形态标准来界定，会模糊很多社会现象，因为具有“反民主”思想的人其实哪个社会阶层都存在，并不以你的收入高低、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等因素为转移。

甚至在每个政党内，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基民盟里就有不少党员加入了相当右倾的“价值联盟”（WertUnion）；绿党里原先也有“马列派”；“左翼党”里一直存在“共产主义”思潮；同理，极右的“霍克支派”（der Flügel）活跃在“选项党”里应该不奇怪。

因此，在民主体制内，只要没有受到宪法的禁止，彼此都不应该排除合作的可能，更不能相互刻意排斥和拒绝。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蹄铁”理论本身就带着不少的反民主“基因”。

结语

如何评价一个政党，应该以宪法为唯一准绳。政党是否违宪，应该通过法院来裁决，而不是由政党来相互评定，不然，“公理”很容易被“党利”冲淡，甚至取代。

有人会说，警惕左右极端势力是历史中得出的教训，希特勒这个“极权魔鬼”当年就是在民主体制中胚胎而成的。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也符合“政治正确”，但稍微了解第三帝国历史便可知道，纳粹的崛起有两个“因果”关联：

1.没有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也就不会有《凡尔赛和约》这个被德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国际文件；如果没有这个和约，也就不会产生后来各种政治势力改变国运和“雪耻”的种种尝试；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当时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德共和纳粹）就不会不断壮大，并最后控制德国政坛。

2.如果没有1929年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风暴”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经济也不会遭受重创；如果德国经济没有受到重创，德国的失业率也就不会如此居高不下；如果失业率没有那么严重，民众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各种政治蛊惑带偏；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蛊惑，人们对强人的吸引就不会那么大；如果人们对强人的吸引不那么大，希特勒也不会上台。

由此可见，极端势力的崛起，更与内外环境的“压力”以及“动荡”有关。

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彼此“尊重”和“善待”，而是一味排斥和排挤，就容易导致动荡和极端。

“民主体制”的优点显而易见，但如果将其迷信成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会带来“止步不前”的结果，甚至也会生出“极权”种子来。

仔细观察现阶段的“民主体制”，我们不难发现，精英阶层已经渐渐失去了“引领”的作用，更多是跟在所谓“民意”的后面跑，立场易变，缺乏远见。

结果，选民对民主政党和民主体制的失望日趋严重，极端势力随之壮大，如果此时有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极端主义强人出现，那么，真正的危险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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