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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城市竞争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年上半年十强城市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重庆GDP超过广州，位居全国第四，广州退居第五。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格局改写了吗？至少目前，从产业结构、资金总量、人才流动等多个指标来看，重庆与广州差距还不小，但广州自身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与北上深在产业发展层次、产业转型升级上的差距不容忽视。
GDP排名因何变化
2020年上半年，广州完成GDP 10968.29亿元，同比下降2.7%；同期重庆GDP为11209.83亿元，同比增长0.8%。两相比较，重庆比广州多了241.54亿元。
实际上，广州GDP总量被重庆超过也在意料之中。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广州实现GDP 23628.60亿元，重庆为23605.77亿元。广州仅领先重庆22.83亿元，优势微乎其微。
广州从1989年起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2016年，在连续27年地区生产总值位居第三之后，广州GDP首次被深圳超越；今年再被重庆超过，退居第五，也是广州三十年来的最低位。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向第一财经分析，重庆人口总量大，土地面积大，因此发展空间大；同时，疫情之下，广州外需和商贸市场受到很大冲击。
从产业结构来看，去年广州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70%。一方面，作为国内三大门户型、枢纽型都市之一，广州与京沪一样，受疫情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拥有发达的商贸市场，今年这部分冲击很大。6月，有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也只能改为云上举办。
广州是全国服装商贸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沙河服装批发市场是华南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至今已有近40年历史。
相比之下，重庆的三产仅占53%，外向度也比广州低不少，受外贸出口影响较小，因此复工复产较快。
彭澎说，重庆是直辖市，又有多项政策加持，因此未来仍会保持较快发展。包括重庆在内，未来强二线城市中会出现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但从综合实力看，这些城市跟一线城市的差距仍不小。
以重庆和广州为例，重庆GDP超越广州，更多的是人口和面积带来的规模效应。重庆有3000多万人口，面积达到8.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但从衡量发展水平、产业层次的一些重要指标上，重庆与广州仍然有很大差距。总体来看，尽管重庆GDP总量超越广州位居第四，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比如，2019年，广州人均GDP达到了156427元，同期重庆为75828元，约为广州的一半，仅比全国平均水平70892元略高一些。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者叫“资金总量”，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经济活力的体现。到去年底，广州已经达到5.9万亿元，稳居全国第四；重庆为3.9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七。
国家级高新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层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去年广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达到12174家，位居全国第四；重庆只有3141家，位居全国十五。当前重庆的传统制造业较为突出，但在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仍有较大短板。
由于产业发展层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广州对人才、人口具有强吸引力。目前广州人口净流入577万人，重庆净流出292万人。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彭智敏向第一财经分析，相比GDP总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研发所占的比重，科技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等指标会更有意义。
广州不能再吃老本
广州对重庆等二线城市仍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但与北上深相比，近年来广州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方面的相对落后，制约着广州的整体竞争力。
在资金总量方面，2013年以前，广州一直领先于深圳，仅次于京沪。但2013年，广州资金总量被深圳超过，2015年又被深圳大幅甩开。截至去年，广州资金总量仅有深圳的七成。
在彭澎看来，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新钱”和“旧钱”的差别，更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传统商贸业很强，早期藏富于民，很多人是‘一铺养三代’，赚的是辛苦钱。”
据统计，2018年广州共有713个专业市场，市场商户逾80万户，市场交易总额超万亿元。在传统商贸时代，专业批发市场强势的城市或者区域，汇聚的资金也多。此外，广州当时的汽车、石化等传统产业也比较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在城市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级发展的标志性产业。一个城市要在全国经济竞争中有话语权，常常需要在这两大产业上有突破。
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又是全国金融中心之一，近年随着创业板、科创板先后推出，高新企业加速资产证券化，一旦企业上市，再投资的资金滚动会很快。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教授向第一财经分析，城市经济总量、资金总量的变化客观上反映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城市本身的增长动力。过去广州对比深圳的优势在于，广州的重工业发展得较好，汽车等产业占比较高，带来的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但对深圳来说，由于缺少发展传统产业的资源和要素，也倒逼深圳必须走相对轻型化的产业路径。上世纪90年代以后，深圳逐渐走向以科技创新驱动为主的道路，成效明显。
谭刚认为，早期深圳也出现过高新产业对经济贡献不大的阶段，但后期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一大批顶尖企业，对经济的拉动明显，由此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发展，走向与深圳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发展路径，同时又抓住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彭澎说，深圳早期也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但上世纪90年代后各项成本上升，产生挤出效应，很多产业被转移到东莞，之后大力发展高新产业。“而广州土地多，专业市场、传统制造业都舍不得放手，高新技术相比不突出。”
以科创板为例，开闸一年来，北京已有25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上海19家，深圳13家，苏州10家，杭州6家，广州仅有5家。
实际上，2013年以后深圳资金总量对广州的超越乃至大幅甩开，代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商业、传统产业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广深之间，在城市内部格局及更大的区域发展空间上也是如此。
2013年以来，南北经济增速分化明显，其背后是传统产业与新经济之间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在中部大城市武汉，过去汉口传统商业突出，发展总体比武昌好，但近年来高校众多的武昌凭借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向第一财经表示，近年产业结构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城市，发展往往比较快。广州的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新兴产业不突出；另外，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民营经济发展不足。
胡刚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广州不如天津、重庆等城市，但后来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广州改革的风气领先。但近几年广州领先的举措较少，闯劲和动力明显弱化，这很值得反思。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