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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暑假结束了，这意味着人们要回到办公室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封城之下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在家办公终于要宣告结束。一些分析人士预测，这可能标志着我们为追求成功而着装的方式将发生持久的转变。
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时期——在混乱促使人们穿着更舒适的衣服之后，人们最终回归“正常”生活。西装是近百年来经典的男士商务着装，它是这些讨论的核心。
蓝领或白领，无袖汗衫或西装，我们所穿的衣服能充分说明我们的职业，同时也能影响我们的工作方式。西服的历史与男子气概，阶级，现代性和时尚消费观念联系在一起。
现在，是时候让男人们换上更轻松舒适的衣服了吗？
西装的诞生
1870年代左右，年轻人不再穿着正式的大礼帽和长外衣（其下摆长至膝盖处）。他们开始穿着“商务服装”，将量身定制的夹克、裤子与白衬衫搭配在一起，有时还包括带有图案的马甲。时尚的领带和圆顶硬礼帽则被作为配饰。
一群银行经理，股票经理和车站经理。他们的着装只考量了工作，不考虑天气。摄于约1900年。图片来源：State Library Queensland
到1900年前后，人们在工作时开始穿着相同的深色羊毛布剪裁而成的三件套西装，这种着装被称为“商务西装”。它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人的服装非常相似，不过，我们当代人不再穿着坚硬、可拆卸的衣领，也不再使用表链。
随着西装在澳大利亚各地被作为城市日常着装和办公室着装普及起来，工人的着装变得越来越实用。那些在阳光下工作或从事需要移动的工作的人，往往不穿外套，卷起袖子，甚至只穿着背心。
在办公室或商店工作的女性穿着轻便的上衣，搭配深色长裙。关于女性工作着装流变的迷人历史一样值得大书特书。相比之下，许多男人抱怨西服和领带十分闷热，在澳大利亚的夏季尤其如此。
1954年，人们通过柯林斯街（Collins Street）去往办公室。图片来源：Mark Strizic/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重新审视男装
20世纪初，有人开始呼吁对男士着装进行“改革”。当时，服装改革运动已经并不新鲜，它不局限于澳大利亚境内，也不局限于男士服装。但是，战争是变革的催化剂。改革者强调，相比保守、沉重的西服和紧身的衣领，健康和卫生更重要。男装单调、朴素和无色的美学也受到了质疑。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围绕着衣服的颜色、舒适度、是否更适合澳大利亚气候的新设想展开了辩论。改革者主张对男子服装采用不同的剪裁，或替换掉某些服装，例如带有针织套头衫的外套，或将原本僵硬的领子改得较宽松，以使脖子能自由活动。
但是，城市里的男性仍然犹豫不决。不穿外套和领带无疑更舒适，但在当时的着装规范之下却显得不专业。正如一位年轻的城市职工在1922年末所说的那样，它使一个男人看起来“好像正要去野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服装改革的讨论大量涌现，这些讨论既是对物资短缺的反映，也体现了对适应澳大利亚高温的服装的追求。从1943年起，分发给回国军人的“平民服”（Civvy suits）供不应求。这些西服看上去廉价，做工差，因而遭到嘲讽和鄙视，但羊毛厂已经是在竭尽全力生产，裁缝们也在努力满足需求。
着眼于舒适性和风格的着装改革在图中的人们身上得以体现。图为1947年为《Pix》杂志拍摄的照片。图片来源：Laurie Shea/Mitchell Library, State Library NSW and Courtesy ACP Magazines Ltd
在这个空窗期中，一些人建议，男性可以穿运动服办公。在长期的战争、紧缩之后，是时候让男性穿着更舒适的替代服装了。这种运动服是指分开出售并能将不同颜色的单品组合穿着的夹克和裤子，或者羊毛开衫和套头衫。
一个例子是在1947年为《Pix》杂志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有两名年轻人，他们穿着敞领衬衫和宽松或猎装外套，在悉尼的马丁广场轻松漫步。照片的标题指出，他们看上去“凉爽，精神，舒适”，不同于穿着西装“在热浪中汗流浃背”的“保守”男人。
尽管许多上班族仍穿着西装，但这使得人们朝着更休闲的着装迈进了一步，这股趋势在后来的几十年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身着西装聚集在屋里的场景似乎已经远去。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疫情后的办公室服装
当我们在家中工作时，我们得以尝试了舒适的服装搭配。封城再次改变了我们的着装——我们既有各种“懒人时尚”和“封城套装”，也会在少数日子里换上花哨的装扮，让生活不那么无聊。
由于运动服等产品的热销，运动休闲和运动服品牌的销售额在2020年激增。据报道，澳洲本地制造的羊皮靴子的销量十分可喜。
在家办工扩大了所谓的商务服装的范围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一些人预测，今年，我们对宽松服装的偏爱将影响办公室着装规范，让整个着装规范趋近于“便装星期五”。尽管运动服不太可能会取代西装，但宽松的款式，宽松的剪裁和较轻的面料将是我们在一百年前的服装改革者所提倡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
本文作者Lorinda Cramer是澳洲天主教大学博士后研究助理。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