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后,世界还是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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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教我们对大自然保持谦逊

几周前复活节的时候,美国的教堂和电台都在做布道的节目。我最喜欢的一段布道是一首歌,歌词是:“他征服了世界,他手中掌握着世界”(歌曲: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这首歌恰好总结了现在的局势,不过不是“he”,而是“she”,是“她手中掌握着世界”。“她”指的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

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大自然的手中。

世界各国都在面临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同一个挑战。我们这一代人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挑战,上一次这样的挑战还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大自然的本质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我们不能对大自然说:“我们现在经济不好,停一停吧”。

她依旧会遵循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规律,她总是会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行,我们不能挑战大自然。

1918西班牙流感,资料图

在这次的疫情中,特朗普总统用“战争”这样的字眼描述抗疫行动,但是如果对手是大自然的话,那就是非常不当的措词。

二战时期,通过动员和战斗打击日、德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词,冷战期间通过投资和创新对抗苏联时可以用这样的措词。

但是当对手是大自然的话,战争的措辞就不恰当了。

在这种挑战下,能够带来收益的是适应性。洪水、飓风、暴风、干旱,疫病,这是适者生存的游戏。

最有适应性的个体、物种、国家能够生存下来,而不是最强最聪明的。

有三种适应性的策略会得到大自然的青睐。

第一要谦逊,如果我们不尊重大自然,那么它就会打击你,会伤害你身边的亲人。

第二要有协调应对能力,病毒一定会找到系统里的漏洞,协调有序才可以防御。

第三是要发展物理、生物和化学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强调政治、大选和意识形态。

我相信每个国家在这次挑战中都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可持续性。

在我们的适应策略里需要尽可能地拯救更多的生命,同时挽救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我们的生计能够得以维持,并期待最终获得所谓的群体免疫。

获得群体免疫的唯二途径是靠开发并大规模使用疫苗,或者靠大量人群感染之后产生自然抗体。

全球化走向取决于最先重启经济的国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世界上有两类适应模式。

第一个是中国的模式,就是封城,阻断传播链,减缓确诊数的增加。用高效的监测来做检测、隔离、追踪、治疗,然后把剩余的病例数降到最低的可控水平,然后重启经济。

比如韩国、新加坡、德国,基本上都是沿袭这样的模式,先是封城,然后让疫情曲线平下来,再去重启经济。这是一个很好的拯救生命、维持生计、等待疫苗问世的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瑞典的模式,只进行部分的锁国和封城。比如选择性地关闭餐厅,有些行业关、有些不关;实施社交隔离,无症状或者轻症的群体,可以让这些人感染,获得自然的群体免疫。同时能够保护老龄人口等易感人群。

如果60%的人口获得了免疫,就可以开放经济,允许易感老年人出来活动。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模式的最终结果。而且还发生了养老院大量感染的案例。但根据瑞典传染病专家的表述,瑞典医护人员和斯德哥尔摩地区的群体免疫可能已经达到了25%-30%。

第三个模式很不幸,是美国的模式,也就是把前两个模式混乱的结合。

中国已经先行一步重启经济。虽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也需要保持社交隔离,但比如上海的迪士尼乐园都已经恢复营业了。

德国、丹麦也是同样的情景,凡是采取了中国模式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已经开始重启经济了。

而瑞典的模式还要再等等才知道结果。

我认为,未来全球化面临的一个大的分化点,就是在于采用前两个模式的国家,谁能够首先在疫苗问世之前可持续地重启经济。

中美关系的黄金期已经结束

即使没有新冠病毒,中美关系也依然会紧张,也需要重新定义,这对全球化是有影响的。

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期。

在这40年间,两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一体化。所谓无意识,指的就是这40年间,中国和美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国家两种体制。

如果一个美国商人早上醒来时说:“我要去中国访问”“我想和中国做生意”“我需要在中国建立供应链”“我想招聘一个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我希望我的孩子到中国去上学”,都不会有一点的奇怪。

同样,一个中国人说“我要去申请哈佛大学”或者“我想和美国公司合作”“我想投资一家美国公司”“我想在美国买一间工厂”,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些行为是无意识的,就是大家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这种无意识的一体化对于全球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繁荣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美国和中国这种关系已经结束了。

中美之间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一直在累积,在疫情暴发前达到了高峰。

在过去40年,美国卖给中国一些深层的产品,是要进入企业、家庭的深入的产品,比如软件、芯片等等。而中国卖给美国的是浅层产品,比如衣服、鞋、袜子、棒球帽等等,不是进入生活很深的产品。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在生产深层产品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包括电脑、通讯技术,特别是华为。不幸的是中美现在没有一个互信的关系,让美国消费中国的深层产品。

这种紧张情绪在疫情暴发前就不断地累积,在疫情过后还会存在。

如果说过去40年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关系发展,那么这种全球化其实本质上是依赖于中美这种无意识一体化的。

我们如果不去建造一个新的互信的框架,建立真正的互信,使得美国也可以消费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那么中美关系就会恶化,全球化也会恶化。

世界还是平的吗?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在过去几个月人们经常问我,这个世界还是不是平的?

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对全球化的定义过于狭隘,他们关注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全球化远不只是这些。

我认为全球化的内涵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

过去只有企业和国家才有的全球行动的能力,现在个人也有了。

很有意思的是,几周前,我早上和印度开了一个网络会,下午又跟联合国开了一个网络会,晚上又跟中国开了一个网络会,大家都问,全球化会终结吗?

我说当然不会,我坐在马里兰州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参加全球各地的会议,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世界有那么多的互动。

弗里德曼与论坛代表连线

人们总是说,“全球化要结束了,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当然,全球化会经历起起伏伏,但是我坚信,只要我有电脑、有zoom、有手机,那么我就可以作为个人在全球范围内行动。

就像一个企业或者国家一样,我可以找到我的读者、客户、供应商、生产商等等,只要我有这个技术,我就能做到。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宣告全球化终结。

我当了40年的记者,写了很多文章。在有的文章开头,我会写一句话,就是“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那些都是我曾写过的最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