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和肥胖是全球性問題,兩者皆產生於一個詞語,食物。如果深入到更具體的解釋,糧食的供給與消耗是產生這些問題的源頭,如何生產和分配則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經濟問題。如果說糧食問題能引起一場“戰爭的話,參與角逐的國家力量也許多到超過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
然而,在經濟大環境並不景氣,人人都喊資源短缺的年代,中國卻跟著自己的節奏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評論認為,作為經濟結構中的基礎儲備,糧食資源“幫了中國一個大忙。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在糧食進口採取較保守的做法,但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2012年首11個月,中國糧食包括小麥、玉米、大米三大作物的品種進口數量合計是1077.5萬噸,同比增長294.5%。糧食進口的激增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大麥進口國,玉米和小麥進口也分別進入全球前10名和前20名。
隨著排名飆升而來的是人們的擔憂,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國際糧食市場或許無法承受中國這樣驚人的需求增長速度。國際知名經濟研究機構龍洲經訊分析師威爾•弗裏曼(Will Freeman)日前接受亞太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推翻了這種說法,他表示,儘管中國在過去幾年由糧食出口大國轉變為進口者,但相比其自身消耗量而言,進口的數字並不算驚人。弗裏曼認為,中國能堅守住自定的糧食自給率95%的政策標杆,幾個數字並不能代表政府將隨意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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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率配額保證
關稅配額是指進口國限制進口貨物數量的一種措施。中國作為進口國由於世貿組織協定而對限額內的糧食收取非常低的稅款,這意味著得到配額的公司可以進口一定數量的糧食,但超出規定基準後,進口商需要支付高稅負,這個標準間接決定了沒有人會過度進口。弗裏曼舉例說,去年中國一年的玉米進口配額是7200萬噸,與1.9億頓的年消耗量相比,數字實際很低,並且出於對高昂稅負的規避,進口商並未超出配額線。中國政府在認為合適的基準上把控得當,對國內供給和國際市場價格水準影響微乎甚微。
價格浮動成因複雜
近年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變化多端,在總體企高的形勢下,個別作物的價格,比如大豆,卻如過山車般忽高忽低,令人費解。弗裏曼表示,人們總是將物價高企的原因看得很簡單,實際上在每一種貨品價格變動的背後,站立著許多不能忽視的因素。一系列的數據表明,全球的糧食生產呈穩步增長的趨勢,供應端不是問題。以大豆為例,中國在進口上時持續大量購買,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費國,使得大豆價格在10年內翻三倍。但從數據上看,如今,中國除此以外對於世界糧食價格的影響都未長時間持續,弗裏曼認為中國在其他作物上也不會再效仿購買大豆的做法,因為中國在這方面能夠自給自足。
實際上,在價格的背後,是許多股力量的抗衡:國際金融資本、行業巨頭、農民生產方式、成本、貨幣價值等,這些影響遠超單一的國家行為。弗裏曼以去年美國中西部遭遇的25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為例,說明在8月以前,中國大幅度購入穀物,致市場一片看好,乾旱後,玉米和大豆等作物的農田大面積降收,直接導致全美糧食價格增長。
中國食物供應鏈脆弱
近代至今,世界逐漸形成了一個沙漏狀的食物體系。沙漏的上端和下端是數量龐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沙漏中間細細的瓶頸部分則是糧商。糧商決定了以什麼價格從生產者處收購原料,再經過一番加工以後,以什麼價格賣給消費者;同時也決定了從生產者那裏收購什麼,在經過相關的物流和分銷後,消費者們才能得到它。
長久以來,在中國內地,關於食物的新聞中,食品安全及食材價格飛漲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兩組詞語。儘管中國一直將三農問題看作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扶植農力、提升灌溉技巧、開陣農民拓展體系專案,以保證每年的穀物產量,但糧食一經推出市面,鏈條的最兩端——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便難以得到保障。弗裏曼認為,在食物供給鏈條上,中國仍然很脆弱,市場秩序混亂,違法操作比比皆是,且責任難溯,因此,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監察系統成為了糧食話題的要義。
弗裏曼認為,中國政府在農民數量逐年下降的情況下仍然保證糧食產量逐年增長的努力有目共睹,但跟世界其他農業大國相比,從農民生產節奏、生產方式到市場活動的監管、食品品質的把關,改善空間同樣醒目。“如果民生問題岌岌可危,也會逼迫中國的當局者著手解決,他們需要保障民眾權益,讓他們可以自給自足,所以這永遠都是一個在政策上需要‘置頂’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