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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9月1日，52位非裔前麦当劳加盟商在麦当劳总部所在地伊利诺伊州起诉麦当劳涉嫌种族歧视。2010年至2020年间，上述原告在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乔治亚、伊利诺伊、印第安纳、爱荷华、密歇根等19个州运营200余家麦当劳加盟店，他们指控麦当劳母公司报复拒绝在犯罪高发地区开店的非裔加盟商，拒绝像支持白人加盟商那样给非裔加盟商提供经济资助，不公正地在内部评级中给黑人运营的门店打低分并以此为由驱逐店主，以及误导非裔加盟商在地段不佳的区域购买资产。
根据原告诉状，以上不利因素导致他们运营的门店在2011-2016年间的平均年营收仅为200万美元，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70万美元，比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低90万美元。经营业绩不佳导致大量非裔加盟商出走——从1998年到2020年，由非裔加盟商运营的门店数量从377家下降至186家，尽管同期麦当劳的全球门店数量实现了翻倍。
讽刺的是，麦当劳与许多其他商业巨头一样，也在5月25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致死后声援“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主张在打击系统性种族歧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7月底，麦当劳发布了一份多元与包容声明，宣布更新其企业价值观，计划吸纳“多元的加盟商”，尽管声明中并未明确解释多元性的具体含义。
原告代理律师James Ferraro从今年2月初开始调查麦当劳的种族歧视内情；6月初，Ferraro所在的律所告知麦当劳他们正在经手该诉讼案件。几周后，麦当劳首席执行官Chris Kempczinski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麦当劳或许比任何其他一家企业都打造了更多的非裔百万富翁。该诉讼案件公布后，麦当劳在给《福布斯》的一份声明中回应称：“我们不仅绝对否认那些加盟商无法获得经济成功是因为麦当劳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视，而且我们非常自信地认为事实证明了麦当劳系统内部——包括加盟商、供应商和员工——一直拥护多元性和机会平等。”
客观而言，Kempczinski的发言反映了部分事实——作为为数不多的愿意在黑人聚集区密集开店的商业巨头之一，麦当劳的确为非裔群体的经济发展乃至社区服务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麦当劳与美国黑人更为复杂、更具争议的历史。在《特许经营：美国黑人的金拱门》（Franchise: The Golden Arches in Black America）一书中，乔治城大学教授玛西娅·查特兰（Marcia Chatelain）详述了这段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历史，指出麦当劳如何在种族不公的大背景下将进入此前被商界忽视的黑人社区视作盈利机会，为黑人社区提供便宜食物、就业机会、社交场所乃至心理慰藉。
Franchise: The Golden Arches in Black America Marcia Chatelain Liveright, January 7, 2020
然而查特兰也发现，麦当劳对黑人社区的影响也日益复杂。她在今年7月接受Marketplace采访时指出，麦当劳的争议性遗产包括“低薪、健康差异和有色人种社区获取新鲜食物的渠道匮乏”。而该公司面对的种族歧视指控则让我们更加看清，仅靠商业和资本是无法根除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的。
麦当劳是如何成为黑人社区的“救世主”的？
麦当劳成立于1940年，与当时许多其他位于南加州的街边餐厅一样，主要面向从战后繁荣期中获益的白人消费者。1955年，一位名叫雷·克罗克（Ray Kroc）的奶昔机销售员以特许经营中介的身份加入了麦当劳，并于1961年从创始人麦当劳兄弟手中收购了麦当劳，全面开启这家快餐连锁企业的扩张之路。
很长一段时间里，麦当劳与非裔群体的关系并不和谐。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此类餐厅不是完全拒绝向黑人提供服务，就是要求黑人只能在特殊窗口点餐，因此早期的民权运动人士与麦当劳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要求麦当劳向非裔群体提供服务和就业岗位。之后他们开始呼吁麦当劳在黑人聚集区招募黑人运营加盟店，对这一请愿麦当劳最初反应冷淡，但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麦当劳最终出于自利目的从善如流。
1968年是麦当劳与美国黑人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当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引发了全国性暴动。这一事件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加速了白人居民和商户离开内城区前往城郊——许多白人害怕暴乱将在未来反复重演。整个1960年代，美国主流社会都在反复讨论黑人内乱的根源，许多人（包括民权运动人士）将之归结于经济发展机会的匮乏，特别是许多非裔社区缺乏由黑人经营的商业。
在接受威斯康辛公共广播（Wisconsin Public Radio）采访时，查特兰指出，理查德·尼克松上台后发起了一项支持“黑人资本主义”（Black capitalism）的公共项目，将黑人企业所有权的概念推至高潮。与此同时，白人商户因为担心成为非裔批判非议和打击报复的目标，而越来越不愿意在非裔社区继续开店。1968年4月后的种种事态发展都为麦当劳开拓黑人市场做好了铺垫：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麦当劳意识到招募黑人加盟商，经营非裔社区中那些被白人商户抛弃的店铺（通常此类店铺的价格也大幅下跌）其实大有可图。1968年，麦当劳招募了第一位黑人加盟商Herman Petty，他收购了一家位于芝加哥某非裔社区内的餐厅。凭借麦当劳的加盟培训和一点点街头智慧，Petty将那家在马丁· 路德·金遇刺后的暴乱中被毁的废弃餐厅改造为麦当劳门店，之后他不仅将麦当劳业务拓展到了多个地点，还在1972年协助成立了全国黑人麦当劳运营商协会（NBMOA）。该组织很快成为麦当劳内部非裔群体发声的重要渠道。
麦当劳第一位黑人加盟商Herman Petty与他的两位帮手
之后，麦当劳门店在美国非裔社区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快餐成为许多非裔社区最主要的零售食物选择，NBMOA成员运营的门店绩效也开始超越白人运营的门店。上述门店的巨大成功激励了麦当劳及其竞争对手加大对黑人消费者的重视。在Petty和其他NBMOA创始人看来，他们的餐厅之所以在非裔社区大受欢迎，不仅是因为麦当劳的汉堡美味，也因为非裔美国人感受到了麦当劳支持黑人商业的诚意。
查特兰指出，在当时试图吸引黑人消费者的商家中，让麦当劳真正脱颖而出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意识到只要招募黑人加盟商，就能更好地巩固黑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他们不仅在招募黑人加盟商上身先士卒，而且率先启用非裔广告商针对黑人消费者的特点开展广告营销活动。在书中我提到，这样的文化工作至关重要，它们帮助人们感到自己得到了麦当劳的认可与重视。”渐渐地，麦当劳对非裔社区的意义甚至超越了提供平价食物和工作机会，它还开始为当地小联盟球队提供赞助，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提供资金。
麦当劳在黑人社区的广告宣传
同样重要的是，麦当劳逐渐具备了成为非裔社区中心的现实和情感意义——在大多数商业设施和公共空间依然对非裔群体充满敌意的时代，麦当劳是为数不多的向黑人消费者无条件开放的公共场所。“我试着去认真体会在1974年，一个黑人走进一家快餐店的兴奋感，因为在当时联邦法律层面保护非裔在公共场所中的安全也不过才短短十年时间，”在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Christian Hosam的一场对谈中，查特兰说，“它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样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是糟糕的事物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多么诱人、多么让人充满希望。”
“黑人资本主义”能弥合种族差距吗？
在查特兰看来，麦当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在美国黑人生活中的位置——对黑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伤痛与不公，麦当劳不仅做出了回应，而且拥有足够多的资本去改变现状，虽然这本来应该是政府应该做的事。“这是一本关于没有国家的人如何在一家企业中寻得些许慰藉的书，”她说。
然而，查特兰也提醒我们看到以麦当劳为代表的“黑人资本主义”叙事的危险。麦当劳在非裔社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完美契合了自由主义的叙事框架，即一切个体成败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能抓住机会，与此同时忽视了消除结构性剥削和压迫的必要性。查特兰认为，美国政府一直缺乏直面种族歧视问题的政治意愿，例如禁止警察暴力、提供廉价住房、保障同等的劳工权力。国家在美国黑人社会生活中缺席，在一定程度上，麦当劳填补了这种空缺，给非裔群体营造出了某种参与市场经济等于获得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幻觉。
但这终究只是幻觉而已，仅仅是劳动市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一项就给美国非裔群体造成了巨大打击。在《法律的颜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美国政府在大半个20世纪一直在执行蓄意将黑人的收入压制在较低水平的政策，这直接造成了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存在巨大收入和财富差距的现状。直到1960年代初，非裔美国人被排除在许多报酬较高的工作机会之外，不得加入白人工会并因此无法享受较高的福利。有限的收入注定了非裔美国人无法享受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期的成果，他们即无法在种族融合的近郊中产社区购买住房，也不能通过参与郊区化建设提升自己的收入。
同样恶劣的是，由于限制对非裔美国人的住房供应，非裔美国人被迫在黑人聚集区以更高的房租和房价获得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中同等条件的住房——由于供需不平等，房东和房屋销售人员得以肆无忌惮地提高价格，榨取利润。另外，歧视性的资产评估亦导致了非裔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低于同等收入的白人。20世纪中期，美国市、县级政府估高黑人社区的房产价值，估低白人社区的房产价值，以此从非裔美国人身上榨取超额税收。在1973年对美国十个大城市的研究中，联邦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现了低收入黑人社区估值偏高而相应的中产白人社区估值偏低的惯常模式。该研究发现，在巴尔的摩，位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近的中产白人社区吉尔福德的房产税负仅为巴尔的摩东部黑人社区的1/9。
罗斯坦指出，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前后，所有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都几乎翻了一番，然而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非裔美国人的收入才有了起色。从1973年至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同期房价却在不断飙升。鉴于住房的抵押资产净值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对于父辈和祖辈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没有资格和财力购置房产的非裔家庭来说，他们永远地错过了财富积累的最佳机会。目前，美国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6万美元，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仅为3.7万美元，约为白人的60%；白人家庭财富（资产减去负债）的中位数是13.4万美元，而黑人家庭财富的中位数仅为1.1万美元，不足前者的1/10。
《法律的颜色：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 [美]理查德·罗斯坦 著 王志欣 译 纸间悦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9
麦当劳在低收入、种族隔离最严重的社区密集开店，黑人由于弱势经济地位难以离开此类社区、获取新鲜食物，两者叠加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非裔美国人由于摄入过多垃圾食品导致的肥胖、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健康问题。根据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数据，非裔美国人是美国所有族群中消费快餐最频繁的群体。研究人员警告称，一个出生于2000年的黑人孩子有53%的几率得II型糖尿病，而一个白人孩子患这种潜在致命疾病的概率低于30%。在2015年，约75%的非裔成年人和33%的非裔青少年有超重或肥胖问题。
尾声
包括52位非裔前加盟商起诉的案件在内，麦当劳在今年至少面临三起涉及种族歧视的案件。今年1月，两位前麦当劳高管Vicki Guster-Hines和Domineca Neal起诉麦当劳恶意解雇非裔管理人员，排挤黑人加盟商；三名在佛罗里达州某门店工作的黑人餐厅服务员也在今年起诉麦当劳涉嫌骚扰、歧视和报复非裔员工。上述案件如若属实，暴露了美国职场内的种族歧视非但没能得到根除，反而在以更隐蔽、阴险的形式默默发生。这不仅让人质疑麦当劳对多元包容承诺的真诚度，也再度警示我们仅靠资本和市场经济是无法解决种族不平等这样根植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遗留问题的。
这亦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麦当劳与美国黑人的复杂历史的重要性。正如查特兰在书中写道的，“历史鼓励我们对那些只能在少数选择中摸索的个体展露更多的同情心，历史也警示我们以更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那些有权力夺走选择的机构和社会结构。”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