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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三巨頭：切·格瓦拉、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 劉莉莉
２０１２年４月，一個晴朗的上午，哈瓦那革命廣場上，一位帶著軍帽的白鬍子老人笑著問我：“小姐，你多大了？”
“２７歲。”
“多好啊，花兒般的年紀。”
我笑著向老人道謝，眼角卻瞥見詩人何塞·馬蒂的大理石塑像和切·格瓦拉、西恩富戈斯充滿抽象意味的鐵藝像。
２７歲的我，正在異國廣場上神遊，２７歲時的他們，在做著什麼？
１８８０年，２７歲的何塞·馬蒂流亡到了美國，在“另一個美洲”繼續宣傳革命事業。他曾在給戰友的信中寫道：“我曾生活在惡魔的心臟，因此熟知他的五臟六腑。我手中擎著大衛的投石器。”
１９５５年，２７歲的年輕醫生切·格瓦拉在墨西哥遇到了他一生的知己和戰友卡斯特羅。從此，格瓦拉的名字與古巴革命緊密相連。
１９５９年，同樣是２７歲的西恩富戈斯從卡馬圭平叛歸來。途中，他乘坐的飛機遭遇強風暴墜入大海。這位傳奇而年輕的遊擊戰士，還沒有品嘗到革命勝利的果實，就成為了共和國的烈士。
英雄們的血肉早已凝成碳，化成灰。遊客在塑像前留影，卻忘記了詢問英雄的故事，就如同，行人從行道樹的樹蔭下走過，卻很少問一句：“這是什麼樹？”
明媚四月天，２７歲的我在廣場閒蕩，向那些在２７歲開始燃燒的英雄們致敬。
何塞·馬蒂，革命的“主謀”
如果你來古巴，是為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紅色朝聖”，位於貝達多區的革命廣場將是不可缺少的一站。這裡供奉著拉美卓越的詩人、思想家何塞·馬蒂的雕像和紀念塔。
何塞·馬蒂，一介書生，卻是古巴革命党最高領袖，半生流亡異國，一直未放棄古巴獨立的信念，４２歲時犧牲在獨立戰爭的戰場上，正如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樣，“死的時候面對著太陽”。
１８９５年，跨著馬沖向敵陣的馬蒂中彈身亡，５４年後，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軍終於使古巴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卡斯特羅卻說：“何塞·馬蒂才是古巴革命的‘主謀’。直到多年後，人們依然不能忘記這位“主謀”，在革命廣場上為他立碑杜撰，供後世瞻仰。
何塞·馬蒂
如今，一座樸素的紀念塔和白色大理石像成了這位古巴民族英雄永久的紀念。紀念塔高達１０９米，有五個角，如同無數個五角星摞在一起，聳向天際。塔的塔身由灰色的古巴青年島大理石包裹，顯得莊嚴肅穆。塔內別有洞天，乘坐電梯，便可達到頂部觀光台，據說這是哈瓦那的最高點，可以從各個方向俯瞰老城。
塔前是一尊馬蒂的坐像。這座石像由純白大理石雕刻而成，高達１８米。詩人右臂屈肘，依靠在一塊石頭上，微微低頭，表情專注而凝重，似乎是在思考著什麼。石像由６根白色大理石柱子包圍，周邊是一片綠油油的人工草坪，幾株棕櫚樹挺拔茂盛，似乎是在保衛著詩人的靈魂。
詩人的臉龐，瘦削而蒼白，眼睛深邃而堅定。很難想像，這樣一個纖弱的人，１６歲就在自己創辦的報紙《自由祖國》上寫道：“捍衛祖國，英勇頑強，死得其所，芳名萬代傳揚”；在長達２０多年的流亡生涯中，他走遍西班牙、墨西哥、瓜地馬拉和美國等國，當過記者、外交官，組織革命黨，多次被逮捕，但從未低過頭；１８９５年，多斯裡奧斯戰役爆發，戈麥斯總司令要求馬蒂呆在後方，但他拒絕服從，跨上馬，和戰友們一起沖向敵人，完全忘了，他多年來的武器是筆，而不是槍……
馬蒂是幸運的，因為“為祖國而死”是他多年的夙願。古巴於１９３９年發起了一場漫長的馬蒂紀念碑設計競賽，參選樣稿如雪片般紛至遝來。
後來，巴蒂斯塔發動政變上臺，實行獨裁統治。即使殘酷暴虐如巴蒂斯塔，依然不能否定馬蒂的民族英雄地位。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巴蒂斯塔繼續推動紀念碑修建計畫，只是沒有採納在創意比賽中獲得第一名的作品，而是選擇了由工程部長、他的私人好友巴雷拉領銜設計的樣稿，即將馬蒂的雕像安置在紀念塔頂上。
此舉招來了一片反對聲音，最終巴蒂斯塔決定將馬蒂的雕像從塔頂移到塔前。紀念碑建造工作於１９５３年開始，當時恰逢馬蒂誕辰１００周年，這項工程一直持續到１９５８年巴蒂斯塔政權被推翻前夕才最終完成。
切·格瓦拉，一生都在路上
古巴是個偶像輩出的國度，但公共場合很少懸掛在世領導人的畫像。於是，哈瓦那標誌性建築的外側牆體上，馬路兩邊鏽跡斑斑的看板上，以及聖約瑟旅遊商品集散地出售的Ｔ恤衫上，我們總能和另一張帥氣的面容不期而遇。標誌性的大鬍子、草綠色軍裝、親和的笑容和帶有一顆紅色五角星的軍帽……他就是切·格瓦拉。
本文作者劉莉莉與切·格瓦拉的巨幅鐵藝像合影。
革命廣場上，切·格瓦拉的巨幅鐵藝像懸掛在內政部大樓上，與何塞·馬蒂紀念碑遙相對應。不得不說，古巴人是十分浪漫的，敢於在這麼一個莊嚴的廣場上，懸掛著一幅頗有抽象意味的民族英雄頭像。
切·格瓦拉的面容有著十分鮮明的特點——蓬亂的頭髮、深邃的眼睛和堅毅的面容，黑色的鐵條完美地勾畫出他臉部的輪廓和線條。整幅鐵藝畫的右下角是格瓦拉的一句名言：“向著勝利，直到永遠。”
切·格瓦拉是全世界理想主義者和反主流文化青年的精神偶像，但他的一生，卻是理想與現實激烈碰撞的真是寫照。沒有人知道，他那深邃而憂鬱的目光中，隱藏了多少矛盾和無奈。
格瓦拉上大學時騎著摩托車周遊拉美諸國，見識了這個古老大陸的燦爛文明和貧窮落後，一番脫胎換骨後驚呼“我，已經不再是我”，立志為窮苦人打江山，卻在旅居瓜地馬拉期間因參加左翼活動遭迫害，被迫逃亡墨西哥；
他跟隨古巴遊擊隊，乘著“格拉瑪號”在紅灘登陸，又與卡斯特羅兄弟手挽著手，為革命的勝利而歡呼，卻在6年後突然辭去黨和政府內所有職務，遠赴剛果、玻利維亞繼續打遊擊；
切·格瓦拉與卡斯特羅。
他帶著滿腔熱情締造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主張廢除貨幣、消滅個人主義、用勞動競賽驅動社會建設，同時反對接受蘇聯援助和蘇式體制，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過於理想化的主張在和平時期根本難以實行，只能遠走他鄉，希望再樹立一個革命的榜樣，最終被玻利維亞特種部隊俘虜，慘遭殺害。
在參加古巴革命前，格瓦拉就對卡斯特羅說：“我是會走的。” 不過，沒有明確的史料表明，切·格瓦拉當初的出走是菲德爾·卡斯特羅造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當革命勝利時，卡斯特羅就自動轉變成一位治國者，而格瓦拉依然是個戰士。
西恩富戈斯，來不及喝一杯慶功酒
哈瓦那革命廣場上看到的西恩富戈斯鐵藝畫像。
內政部大樓的旁邊是郵政部大樓。２００９年，郵政部的外牆多了一幅西恩富戈斯鐵藝畫像。從那時起，“切·格瓦拉”不再孤單。
西恩富戈斯也是古巴革命的代表人物。他與切·格瓦拉、菲德爾·卡斯特羅並稱為古巴革命“三巨頭”。
與格瓦拉相比，西恩富戈斯的鐵藝像有點不盡如人意。主要是他的牛仔帽的效果不太理想，大鬍子也過於明顯，感覺有點像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
實際上，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卡斯特羅一樣，是個十足的美男子，同時也是三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他身材修長，面部瘦削、有點蒼白，一雙眼睛很有魅力，一把大鬍子增添了不少男子氣概。從影像資料來看，他常戴著一頂寬邊牛仔帽，浪漫而風趣。
在西恩富戈斯的鐵藝像右下方，也有一行字“幹得好，菲德爾”。這句話是西恩富戈斯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８日古巴遊擊隊開著坦克進駐哈瓦那時對卡斯特羅說的。
如果說，卡斯特羅的眼睛中透著智慧，切·格瓦拉的笑容中帶著憂鬱，那麼西恩富戈斯的面容便是充滿朝氣的。然而，他也是“三巨頭”中最早離世的一個，甚至沒有來得及喝一杯慶祝革命勝利的朗姆酒。
西恩富戈斯２３歲時就在墨西哥加入了卡斯特羅的遠征軍，後來與勞爾、格瓦拉一同成為卡斯特羅的左膀右臂。這個驍勇善戰的遊擊戰士，２６歲時就成了遊擊隊三個縱隊司令之一，協助卡斯特羅攻入哈瓦那。即使是對於切·格瓦拉，卡斯特羅也曾批評他“冒險、魯莽”。但老卡對他的小兄弟西恩富戈斯卻評價極高，認為他“瀟灑、樸實、強悍”。
不幸的是，革命勝利後，古巴第三大城市卡馬圭發生叛亂，西恩富戈斯乘坐的雙引擎小飛機在平叛歸來途中遭遇強風暴而墜入大海，這名傳奇的遊擊戰士也從此下落不明。卡斯特羅後來追認他為古巴革命烈士和英雄。
……
自古美人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如今，菲德爾退了，勞爾老了，昔日金戈鐵馬的沙場英雄，如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頭。這些從血與火中走過來的遲暮英雄，在已暗流湧動的改革浪潮中又將扮演何種歷史角色呢？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何塞·馬蒂、切·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是幸運的。早早謝世的他們，無需在歷史的重大分野上再度抉擇。他們帶著理想離去，他們將永遠年輕，成為古巴人心中正義和勇氣的永久化身。
作者簡介：
劉莉莉，80後北京女孩，跟所有北京人一樣，心裡裝著地球。父母都是外交官，自小跟著大人走世界、看天下。從外交學院畢業後進入新華社，從事的是國際新聞報導，用另一種方式來關聯天下。
轉眼“入行”已是第九個年頭，自認為未虛擲光陰，忠實地履行著新聞記錄者、歷史見證者和故事傾聽者的職責。２０１０年９月作為記者被派往墨西哥新華社拉美總分社，踏上了《百年孤獨》作者瑪爾克斯筆下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大陸。
在拉美工作和生活期間，有機會到１５個國家採訪、遊歷，深深愛上了這片土地，曾在二十國集團（Ｇ２０）峰會、聯合氣候大會等國際會議和高端訪談中採訪總統，也曾在毒梟出沒的墨西哥城貧民窟與當地居民話家常，曾坐在地板上與環保主義者談天說地，也曾到當地華僑家中做客，體味海外遊子的冷暖……
豐富的採訪經歷使她積累了大量的寫作素材。駐外兩年，除了完成日常報導外，還為《環球》、《國際先驅導報》、《參考消息》、《經濟參考報》等報刊撰寫了十幾萬字的文稿，將一個多姿多彩的拉美展現在讀者面前。
２０１２年底結束任期回國，但心裡依然眷戀著拉美的山山水水，工作之餘，也為報刊撰寫特稿和專欄，並為央廣“中國之聲”擔任特約評論員。如今在《亞太日報》開設專欄《山外青山》，希望利用這個新媒體聚合平台傳遞拉美及其他區域的文化訊息，講述那些值得稱道的歷史和傳奇，用自己的感悟，與讀者構建心靈的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