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的人性基礎

“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經濟學家尤其應該聽聽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得(Immanuel Kant)的這句名言。“經濟人有遠見、理性而且自私。真正的人跟經濟人完全不一樣。我們感情充沛，不是精於計算的機器。這非常關鍵。

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其發佈的最新一期《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中研究了該領域。它指出，“行為經濟學從3個方面改變了我們對人類行為的看法：首先，我們的大部分想法並非經過深思熟慮，而是自動產生的；其次，它受到社會的制約；第三，它脫胎於不精確的思維模式。

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其2011年出版的《思維，快慢有別》(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中探討了人類有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觀點。擁有一種自動反應的思維體系顯然是必要的。我們的祖先沒時間從基本原則中尋找解決生活挑戰的辦法。他們獲得了自動反應的本領，也形成了聽從經驗法則的文化傾向。這兩種特質我們都繼承了。因此，我們會受問題提出方式的影響。

另一個特徵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即將新資訊解讀為能夠支援已有觀點的傾向。我們還有“厭惡損失(loss aversion)的傾向，即強烈抗拒失去我們已經擁有的東西。對我們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的祖先來說，這種傾向非常明智。

人類具有強烈的社會性，這是顯而易見的。就連我們是獨立的個體這個想法本身，也是受到社會制約的。我們也絕非完全自私。社會規範的強大威力帶來的一個糟糕後果是，社會可能陷入消極的行為模式。裙帶關係和腐敗就是例證。如果裙帶關係或腐敗根深蒂固，個人不參與其中或許就很困難（或危險）。但社會規範也可能是有用的。信任是一種有用的規範。它依賴於人類最擅長的行為之一：有條件的合作。人們將會懲罰搭便車者，即便懲罰他們要付出代價。這種特質增強了團隊的凝聚力，從而肯定會提高團隊成員的生存能力。

思維模式非常關鍵。有些似乎是人內在固有的，此外，有些模式可能同時具有創造性和破壞性。關於“我們和“他們的觀念如果經過社會規範的強化，很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的結果，從僅僅是不公平的，到釀成災難的。有些思維模式能夠產生有關誰將成功、誰將失敗的預期（並且這種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能力），這些思維模式同樣重要。《世界發展報告》指出，有證據表明，有深厚歷史根源的思維模式可能決定人們數百年的世界觀：種姓制度就是一個例子。此類思維模式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們在社會上不斷繁殖，成為了一種自動（而非經過深思熟慮）的反應。它們不僅影響我們對其他人的看法，還影響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為了表明這些研究與現實密切相關，該報告還分析了貧窮、幼兒期發展、家庭財務、生產率、健康和氣候變化的政策挑戰。

例如，在家庭財務方面，該報告指出，潛在借款者是否被明確告知發薪日貸款(payday loan,一種小額、短期的高利貸,用於貸款人下一次發薪之前臨時急用——譯者注)與等額信用卡貸款相比有多麼昂貴，結果將大為不同。如果在一個種姓混雜的班級裡讓大家知道誰是低種姓學生，那麼低種姓學生的表現就會不如其身份沒有暴露時的表現。別人如何介紹自己，會影響這些男孩的表現。同樣，貧窮不僅僅是物質資源的匱乏：它還削弱一個人審慎思考的能力。

人們的思考方式也可能影響他們的生產效率。一個例子是，簽訂這樣的合同有不錯的效果：約定工人如果未能完成自己選擇的產量目標就會受到懲罰。要消除良好意願與實際表現的差距，這是一種方法，比如我們同意只要我們罵人就要往罰款箱裡投錢。我們常常讓自己失望。我們可能希望約束自己、迫使自己表現得更好，就像奧德修斯(Odysseus)讓人把自己捆在桅杆上（以抵擋海妖歌聲的誘惑）那樣。

健康領域產生了一些重要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思維模式的重要性。一種明顯的思維模式是非理性地反對接種疫苗。《世界發展報告》舉出的另一種思維模式是，貧窮的婦女往往認為，腹瀉的正確治療方法是減少液體的攝入，這樣他們的孩子就不再“拉稀。還有一種思維模式是，人們往往不願購買收費的健康產品，哪怕金額極低。報告稱，人們之所以一分錢都不願花，可能是因為，免費提供才符合有難同當的社會規範。

因此這些有趣的例子表明了政策手段有必要更加細緻。另一個關鍵領域是金融監管，在這一領域中，如果僅僅關注於激勵就可能導致誤解。許多經濟學家相信，金融市場中的失靈行為完全是扭曲的動機造成的，比如：存款保險、機構“太大而不能倒閉的觀念，以及其他眾多顯性和隱性補貼。然而，同樣重要的是社會行為規範，比如認為銀行家主要應該對他們自己、而不是客戶負責的觀點；或者不適當的思維模式，比如危機前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的房價不會普跌。監管需要建立在瞭解此類人性弱點的基礎之上。它必須不僅關注於扭曲的動機，還關注於社會規範和群體迷思(groupthink)。

政策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以這些觀念為基礎？尤其是正如《世界發展報告》承認的那樣，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士往往對他們自己的決策存在各種各樣的偏見。我們全都由康得所說的“曲木製成：沒有人有上帝那樣的智慧和自製力。

然而政策是必須制定的。充分瞭解相關資訊、從現實出發制定政策，肯定要比基於對我們真實能力的過分簡單化理解制定政策要好。此外，通過鼓勵人們儲蓄、學習、過健康生活或更好地撫育子女，推動人們朝他們本來就希望的方向前進，這不能說是嚴重侵犯自由。然而，鼓勵不應輕易地演變為強制。不應把成年人當做小孩對待。那也是一種社會規範，而且還是相當根深蒂固的一種。（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馬丁•沃爾夫，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