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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今天早上（諾獎委員會告訴我的時候）才知道的為什麼是我”，當被問為什麼自己會得獎的時候，10月12日，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大學伍德羅·威爾森學院經濟系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這樣幽默地回答。
安格斯·迪頓說：“我非常高興自己得獎。我一直在研究人們怎樣才能有一個幸福的人生。我高興不只是為了我自己，也為這些研究得到認可感到高興，這太美妙了。”
微觀經濟的宏觀意義
迪頓教授的研究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進行了完美的結合。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新聞發佈稿中寫道：“為了制定可以促進社會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我們必須首先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迪頓超群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此的理解。迪頓教授的研究將個人選擇和總體結果聯繫起來，極大的推動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迪頓對消費，貧困和福利有著出色的研究。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將微觀經濟中的概念，比如個體的消費行為，和宏觀經濟以及國家經濟層面的問題聯繫了起來。他巧妙地運用以家庭為單位的資料進行經濟學研究，比如他研究了家庭收入，每個人攝入卡路里以及性別歧視程度之間的關係。
雖然迪頓教授本身不在政界，但是他的研究對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和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有很大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福利貧困等問題的時候，有了學術界的資料依託。政府也通過類似的以資料為基礎的研究來調整經濟政策。
諾獎對誰情有獨鍾
在2015年諾獎經濟學獎頒佈以前，各界都紛紛作出了預測。有些人覺得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會把每年的獎項頒給經濟學的各個分支，即每年應該有不同領域的經濟學家獲獎。然而今年的各家預測紛紛失准。2014年因對市場力量和壟斷的分析而獲得經濟學獎的是法國宏觀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雖然梯若爾和迪頓的研究領域沒有重疊，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非常相似。其中體現的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諾獎委員會十分關注那些可以把微觀經濟學，即對經濟體系中最基本單元（個人，企業）的研究和宏觀經濟學，即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考察物件的研究，相結合的經濟學家。
“諾獎委員會對這個經濟領域情有獨鍾，是因為這是目前經濟學領域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雅克布對騰訊財經表示，“諾獎委員會近些年十分關注對於個體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之間的聯繫的研究”。
這種研究以資料為核心，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實證性研究，而不是抽象理論性研究。這種研究尊重資料，然後得出結論。這把發展經濟學從理論帶入到了實證領域。獲獎後，迪頓教授對媒體表示，搜集資料是個非常難的問題，既有他自己在研究生涯中的不斷地採集和積累，也有其他學者的研究以及實地採樣。
量化貧困的經濟學家
迪頓教授將貧困問題進行了量化，這給了人們一個討論問題的基礎。貧困問題變得更加可以分析。雅克布對騰訊財經表示，除非我們能夠很好的衡量和量化貧困問題，否則我們對貧困問題根本無從談論。
在過去，由於計算方法的單一和衡量手段的匱乏，各國在衡量經濟發展水準的時候往往言必稱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也許並不是因為這個資料真的能夠準確反應現實，而是因為這是人們僅有的資料。
隨著難民，氣候等全球性問題的凸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GDP不是發展的唯一尺規，它根本沒法衡量國家的福利水準，人民的幸福感指數。而一個國家的醫療程度等方面也是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體現。但是當沒有資料對這些具體問題做衡量時，它們無異於空中樓閣而不易於被討論。
近百年來，西方世界在經濟上的一家獨大，表面上看是在全球競爭中的勝出，“但是這實際上給了其它國家很大壓力”，迪頓教授在採訪中說，“我們並沒有走出貧困的森林，對於地球上許多人來說，情況糟糕極了。我不想做‘盲目樂觀主義者’，因為現在世界上仍有許多人身處貧困的境地。”
這些發展中國家問題，對發達國家也有負面的回饋。全球性的不平等本身就有道德隱患，而發展中國家的難民已經給發達國家帶來棘手的問題，同時，如果發達國家要繼續保持增長，發展中國家是增長動力的最大來源。也正因為此，迪頓教授研究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問題對發達國家來說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