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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维卓 杨芳
从哈尔滨国际机场上空向下俯瞰，在这片方圆超过数百公里的区域之内，很难找到成群的高层建筑，纵横交错着的都是些农田开垦出的土路，大片的农地一直伸展到了北边的松花江畔。这是东北给人的第一印象。
东北三省，幅员78.73万平方公里，如果算上内蒙和河北部分地区，整个东北地区占地面积共有152万平方公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东北地区人口共有12950.92万人，人均占地11736平方米，这是同时期河南人均占地面积的10倍还多。
但这样的统计结果并没有把近年来东北外迁人口完全考虑在内，200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400万的东北人背井离乡向内地和沿海谋求出路。
如果把东北人外迁的路线画出来，以黑吉辽三省为起点，有无数条线辐射到各地，其中最远落在日本、韩国和西欧等不在少数。
当然，最粗的两条应该是东北到三亚和山东。在三亚旅游，当地出租车师傅经常会抱怨，三亚已成了东北第四省，当地服务业、餐饮业已经被东北人占了大半。而山东由于和东北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每年南归的东北人也不在少数。
不知如今的东北人在迁往山东的路上还能否发现当年祖辈闯关东的痕迹。19世纪初，大批饥民拖家带口依傍海道北上数百余里闯过山海关直抵辽东，在白山黑水间定居。根据张善余的《中国人口地理》统计出的数据，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来东北的居民多达4000万之众，或是东北历史上唯一一次人口剧增的时代，而多年以后，东北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徙。
当地多位居民告诉我们，在东北大部分的乡镇家庭里，你已经很难看到20多岁的年轻面孔，4、50岁的中老年人成了绝对的家庭壮劳力。
在哈尔滨东南方向两百里外的亚布力小镇上，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几天前刚和当地管理者爆发了激烈的政商冲突，但很少人看到，雪山脚下的数个村镇已经十室九空。
离亚布力不远处的鱼池乡新兴村，2015年曾被评为先进文明村镇，但在如今的凤凰网镜头前，这个70多户的小村现留住户不足10个，朱墙黑瓦的村门依然如新，当地居民说，为了盖这个牌楼，当地政府花了将近80万，但其间村民陆陆续续都远赴韩国打工，如今已经走了将近80%。
从2004年开始，政府已累计向东北投资将近1万个亿
这里的黑土地似乎有种和引力大到光都无法逃脱的黑洞相似的特性，80万建一个牌楼的投资对于东北而言真的不值一提，仿佛天体被吞噬，不会激起丝毫回响。
北京大学博士后王福重曾经统计说，从2004年第一轮东北振兴计划开始，政府已经累计向东北投资将近1万个亿，平均到现在的居民身上，差不多一个人一万块钱。
毛振华雪地喊冤一事就发生在发改委发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年实施方案”后的一年多时间，毛振华“投资20多亿打水漂”，与此前原欧亚集团总裁杨斌在沈阳建荷兰村、原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在沈阳创建金杯客车公司相比，这样的数目只能算一般，但就结果而言，毛振华可能算好的。他的控诉为东北营商环境撕开了一个口子，将大众目光再次聚集到这片黑土地。
风波中的配角：亚布力小镇村民
除了中诚信集团和亚布力管委会的矛盾，需要探求的真相并不只有一个，比如这场风波中的配角：亚布力小镇村民。
当舆论聚焦在政商界的两家巨头时，却忽视了留守东北多数人，亚布力村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省委调查组的来临改变些什么。
当冬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射进村镇，曾经的奶牛大户潘丙坤，依然孤身一人为自己420多万的外债四处奔波，10年前，他还是一个身家百万、妻贤子孝的知名富裕户。他根本没想到，仅仅三年时间，他落得了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的下场。
亚布力周边三胜屯的农民刘根生（化名），依然要为明年种什么而踌躇不定，去年种大豆分文不挣反而让赔了6万多块，他太想和村里大部分人一样，离开东北举家南迁，但他做不到。
林业局下岗职工陈东升（化名），他也依然要为明天开港田（三轮车）拉客的多少而担心，每月2000块钱的收入除了用来供孩子上学以外，还要攒下来缴纳一年7千多的养老金。他说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在距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市仅200多里的亚布力镇上，每一幅面孔都刻着满满的故事，他们可能是餐馆的老板、木器厂个体户…...他们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局限，他们都有着离开的诉求。
但和那400万背井离乡的东北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资金的，家庭的，环境的怪圈中反复挣扎，但想要挣脱出去并不容易，他们走不出亚布力，走不出东北，更走不出自己的困境。
一场亚布力的雪场风波，将他们从被深埋的白山黑水中，吹到了我们的镜头前。
1 一个养牛大户的独白：“从投资600多万到倾家荡产负债420万，我只用了3年时间”
初次见到潘丙坤时，他甚至把我们当成了讨债的人而迟迟不敢近前，他双手插兜，从街角慢步拐过来，把连衣帽上沿压得很低，整个身子藏在了黑色外套下的暗影里，当他确认车上只有他一个熟识的朋友和两位年轻的外地人时，他才放大胆子，大步走了过来。
“我做梦都想让权威的媒体把我的遭遇报道一下，你们可算来了！”潘丙坤把凤凰网财经迎进房间，把一叠厚厚的资料摆在我们面前。
“我能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这些都是证据。”他指着这叠印满了红手印和红章的资料对我们说，他的嗓音浑厚沙哑，气息很重，好像是在哪喊破了音，潘丙坤告诉我们，每到叙述起这段糟心的养牛经历时，他都会突然反胃吐黄水，希望我们不要介意。
紧接着，他抱起膀子，身体前探，滔滔不绝的讲述起10年前的自己。
整个亚布力搞种子的，我是第一个有手机的
如果没有2007年的那次奶牛小区的投资，可能潘丙坤依然是亚布力地区的种子大户，他从1990年开始涉足种子行业，经过近20年的经营积累了丰厚的家底，96年的时候，潘家就是镇上知名的富裕户，他曾在当地提供了120个人的工作岗位，这还不包括自家高价雇佣的两个保姆和一个门卫，整个亚布力地区，他拥有38家门店，每年营收320万元左右。毛利20多万。
“2002年到2007年那是咱家最辉煌的时期，整个亚布力搞种子的，我是第一个有手机的，也是第一个有车的。那时候我每年抬款300万左右，但年年利息从来不差相亲们的。”
潘丙坤口中的抬款是指民间的借贷，东北小镇地广人稀，大家互相之间都很熟络，以信誉为保障的个人借贷早在20多年前就已盛行，既然有“按手印拿钱“这样的原始方式，就很少有人会选择银行的抵押贷款。当然，这样的借贷也并非毫无保障，担保人要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这样的手印协议也成了后来绑缚潘丙坤最紧的一根绳索。
2002到2007这5年间潘丙坤一家先后在乡镇和市区买了8套房子，修建了两个仓库还买下了一个烟草公司，并开始雇佣第三个保姆照顾市区女儿的生活。
时间终于到了2007年，在当地政府的宣传和妻子的鼓动下，一直经营种业的潘丙坤花了58万买下了一个废旧的奶牛小区。
这笔投资的营收来源就是蒙牛乳业的牛奶收购管理费。“蒙牛大概给养殖户们一公斤3块钱的收购费，同时提给我一定的管理费，这样大家都有钱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能净赚6万左右。”潘丙坤说，既有管理费的收入再加上乡镇政府承诺给他每头牛500块钱的补贴，他感觉这买卖很划算。
2007的一年里他先后往奶牛小区投资了600多万元，除了其中200多万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为养殖户担保的民间借贷4百多万元，包括买奶牛和饲料的费用，以及日常的养殖开销。
就这样，奶牛小区出奶量从0.8吨跃升到了3.8吨。尝到甜头的潘丙坤和妻子合计说，照这么发展，以后三个女儿的陪嫁三百万是不成问题的，剩下的钱还可以在亚布力开个养老院。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发展，在奶牛小区实现盈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的潘丙坤只剩下了库房上层100多平米的住宿区域，其他资产还包括四周几百平米的门面房和一块无法抵押贷款的5万多平米的废弃养牛场地。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些地方我也已经抵押出去只借出了60万元的周转资金。“潘丙坤告诉我们，他妻子也在2012年和他正式离婚，他现在需要偿付高达420万元的外债，还需要抚养3个孩子。
2016年的春节，潘丙坤只剩下了200块钱，但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个很不错的年了，以前的年关前后他都因为还钱还的分文不剩。
在这个勉强可以称为家的100多平米的房间里，潘丙坤的生活极其简单，空荡的客厅里放着三四件家具，整个房间正中的神龛显得格外惹眼，那是一个雕花的木制龛位，里面的红布上有毛笔字写着：财神之位。
这一切的变故，源自于2008年年初那场席卷全国的乳业风暴。
那是中国食品生产史上唯一一次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三鹿集团，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等多个国内奶厂产品先后被查出含有一种叫做三聚氰胺的化学成分，这造成了大批婴幼儿患病入院，死亡4例。从那时起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各大超市中都很难见到国内奶粉的身影。
包括潘丙坤在内的20多家尚志市奶牛养殖大户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2008年8月起，潘丙坤送往蒙牛的奶开始频繁被厂家查出各种名目繁多的问题，有时是含有抗生素，有时是微生物超标，但结果都一样：被以残次品的名义强制倒掉，潘丙坤最多的一个月被倒掉了整整10车奶，赔了26万。
“他们收不了那么奶，就说奶里面有问题，倒掉不算完，还每次都罚我们钱。这是在往奶农的伤口上撒盐啊！”这是潘丙坤对蒙牛乳业做法的理解。经凤凰网财经走访调查，全镇20多户牛奶小区园主都向我们反映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从每月净赚6万多到赔26万，仅仅相隔一年多时间，但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
首先是养殖户活不下去了，有些人开始把奶牛当肉牛来卖。原先一头值1万3千块的奶牛，卖出价格不到3千块钱，3年时间，小区牛数从460头锐减到了2011年末的137头，当地人把这些惨状称为“牛吃牛”。
亚布力居民刘大顺（化名）告诉凤凰网财经，为了能留住蒙牛企业在此设厂，当地政府曾想方设法鼓励人们养牛。除了承诺给与一定的养牛补贴外，还在满街贴满了红色标语：“一头牛，富流油，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现在，镇民们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则是”你跟谁有仇，就让他养牛！“
求助无门
急需资金周转的潘丙坤找到了当时的镇政府，他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把当初承诺的养牛补贴给他救急。第二个就是申请银行的低息贷款。
和蒙牛乳业的态度不同，镇政府正面回应了潘丙坤的要求，首先，养牛补贴是国家对地方政府的鼓励，这些钱应该留在政府公用。其次，银行的贷款可以，但需要对奶牛进行二次投保。这样银行才敢发放贷款。
为了能尽早拿到贷款，潘丙坤不得不对已经上过保险的奶牛再次保费，当时的承诺是一头牛保8000块钱。但当潘丙坤拿着办好的保险手续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时，他急盼的救急钱却怎么也到不了账了，“他们的理由是国家有调控，不允许随便放款了，一个理由就给你推掉了。”潘丙坤说。
说到此处，潘丙坤的腰直了起来，他挥舞着胳膊，大声叙述着，完全没注意到自己飞溅出的口沫，不知道那尊摆在客厅中间的财神位在那时是否入住了潘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潘丙坤财运一直在探底，他还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
触及潘丙坤财富底线的，是2011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先是他小区的牛开始了大面积的病倒，后来陆续死了28头，他找到保险公司索赔，但只报上去了最先病死的4头牛，潘丙坤回忆说，“后来这四头牛的保险理赔费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因为他们发现我这病死的牛达到了28只，太多了，就干脆都不赔了，我再去找的时候，发现他们把经办这个事的业务员都调离了岗位。”
再后来，长年为养殖户担保的潘丙坤终于出了事，他小区的一个养殖户借了别人10万块钱后突然失联了，作为违约责任人的潘丙坤自然成为了债主围攻的对象，但那时候的他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窘境，没钱还债的他也因此被戴上了手铐。被放了出来后，名字已经被列入当地信贷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仅有的5万平方米养殖园区也无法抵押贷款，这时候，他也走上了变卖家产还债的唯一出路。
2011年之后的潘丙坤似乎接受了现实，养殖户们已经开始陆续逃离，他知道这些债务大部分养殖户们肯定还不起，他便自担了所有债务责任，截止到2011年末，他担保的债务累计本息达到了420多万，6年多时间里，他变卖家产，前后还了200多万，还剩有200多万压在身上，2012年的家庭婚变，又让他成为了单身父亲。
现在的潘丙坤资产所剩已经不多，除了临街几百平方米的库房为他贷出60万元的资金外，就是那块5万多平米荒废许久的养牛场。而他也不再从事奶牛养殖，再次拾起当初贩种子的经验，和很多闯关东来的山东人一样，他也想离开东北，在山东地区重新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你就没想到要再次找找政府，让他们帮帮忙？”凤凰网财经试着鼓励他。
“找也没用，这都以前发生的事，现在的政府也不清楚，我还费路费呢。”潘丙坤告诉凤凰网财经。
几年前，他曾经托人找到尚志市的一位领导，跟他说了自己的遭遇，但被人一句话怼了回来“这位领导当时就说：你自己经营不善你能怪谁？我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不久，他听说这位领导也因为个人问题被上级调查，不再有任何消息了。
凤凰网财经当着他的面，拨通了他的奶牛小区所在地“尚志市石头河子镇”副镇长的电话，当被问及是潘丙坤的问题时，这位副镇长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他表示自己曾经帮潘丙坤和银行等机构沟通过，但事情发生的太久，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你们帮帮我吧，谢谢了！最起码能把该我的补贴给我，让我还一部分外债。”这样感谢的话，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采访里，潘丙坤曾多次说道，一个年近60的东北汉子，满脸皱纹低声央求，让人看了心疼。
2 借高利贷种地的农民：“以前没有听说种地赔钱的”
“我爸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从山东直接坐了一趟火车就离开老家了，他当时也没有方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来自黑龙江尚志市亚布力镇的老头，便跟着来到了这个安家了，一待就是一辈子，”谈到当年父亲闯关东的情景，刘根生第一次笑了，眼尾的皱纹拉得更长了。
据悉，全国解放后，统计的闯关东后留下的山东人达到700多万，约占当时东北总人口（4000万）17%，而当时全国人口为5.4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闯关东“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我爸刚来的时候，这儿还全是树，他就跟着生产队一起开采地、挣工分，就是把林子砍了开采成耕地”。提及“闯关东”的祖辈、父辈的“冲劲儿、闯劲儿”，村里人多是自豪的。而如今，这个词掺入了更复杂的情绪。
“村里大多数父辈都是当时闯关东过来的，现在有能力的大多又回山东打工了，觉得文化相近。我们想回去也回去不了，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不好，父亲现在还住着院，小孩现在还在上小学，怎么走？”刘根生叹一口气，摇了摇头，“回不去了。”
玉米直接烂在地里了
刘根生，来自黑龙江尚志市亚布力三胜屯（村），典型的东北农民，黝黑泛红的脸上，眼角、额头、嘴角都挂满了皱纹，看起来不像40初头的汉子，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老农。从父亲“闯关东”来到这片黑土地后，全家再也没有离开过东北。
东北盛产大米、玉米、大豆等，其中黑龙江是典型的农业大省，粮食总产多年全国第一。“亚布力分为南沟和北沟，南沟有水田，但我们没有水田，只能种豆类。南沟还离着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很近，一是种水稻赚钱，一是开餐馆做生意赚钱，南沟的都发了，而我们北沟什么都靠不着。”
近年来，农产品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日益严重，作为农业大省的东北首当其冲。比如玉米，截至2016年，中国临储收购玉米累计达到3.1亿吨，累计出售量约7000万吨，库存达到2.4亿吨。据专家推算，2.4亿吨玉米一年的库存费用超过600亿元。
2.4亿吨玉米库存里，其中黑龙江去库存压力最大。为了解决玉米产量过剩问题，2016年，东北三省将以往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并调减玉米种植面积，鼓励改种植大豆等其它农产品。“2015年以前没有听说种地赔钱的，2016年，农民种玉米的都赔死了。价格从每斤7毛钱直接降到了2毛钱，有些地上的玉米直接烂在地里了，收割的成本费都不够。虽然有些补贴，但是农民拿到手里的很少，多数补贴都到‘地主’手里了，”刘根生说。
去年种什么赔什么
刘根生的村子多是山坡旱地，以种红小豆为主，玉米种得比较少，赔得还不算多，但2017年却也栽了大跟头。像往年一样，2017年刘根生的近五百亩左右的耕地（其中自己的地只有几十亩，多数是租的）再次种满了红小豆、黄豆等。“2016年红小豆价格产量双高，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赚了点钱。去年，我一共投了18万，最后只卖了17万多，还要付近2万高利贷利息，加上一年的其它花销，一算帐6、7万没了，”刘根生哽噎说道。
“没有人指导，老百姓是瞎种，一到春天放种子的时候，就对比看看各个农产品价格。老百姓习惯是，一般上年种什么赚钱，下年继续种。我们借着高利贷，也不敢冒险种其它的，”
2017年，东北三省调整了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黄豆价格从2块4左右到了1块6，红小豆价格从3块6左右降到了2.2块左右，加之天气不好导致产量低，用刘根生的话来说“最惨的一年，村里基本都赔钱了，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补贴一分钱都没拿到。”
“亚布力地区农产品价格都让粮店控制了，每年12月左右粮店会开会，固定一个收购价格。本来这个农产品每斤能值2.5元，它只收2.1元。老百姓不卖不行，还得还债，最后只能被逼着卖了，”刘根生说。
务农几十年，刘根生的经验是“看天吃饭”，“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井底的青蛙，外面根本什么信息也没有，也不懂如何自己找销路，只能依靠粮店，”刘根生指着村口的那条土路说道，几年前就已上报建水泥路，资金也拨下来了，但到现在一点动工的迹象都没有，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条路沙尘飞扬，崎岖不平，每次赶集都要浪费半天时间。
在所有成本中，租地费用是最大的一笔开销。村民自有土地一般最多只有几十亩地，多数要通过“地主”（地主从当地林业局里承包了大量土地）租地扩大生产。“几十亩地不够养一家老小。一般地租每亩360，化肥每亩得花费一百四左右，此外还要加上农药、种子和雇人等各种费用，粮价跌了，地租、原材料和工钱涨了，一年下来，两手空空，”刘根生叹了口气。
“去年仅仅地租费用就花了8万5，全借的钱，利息很高，当地借民间借贷很常见，不管是种地的、做生意的都借，”刘根生说。据悉，最高利息达到过2分利息（一万每月还200，一年还2400元），现在基本在1分2至1分5利息之间，比如1万块钱年底需付息1440至1800块。
“那么多地，一投就十几二十万，农民手里哪有那么多钱。银行贷款又比较麻烦，必须三户联保，互相担保才能贷。当地有一个惠农政策，利息差不多7厘利息（1万块每月还70，每年还840元），但最多贷款5万，剩下的也只能民间借贷，”刘根生说。
年轻人都走了
去年，三胜屯又有一批人外出打工了，这让刘根生好生羡慕。“我们临近共十个村，原来差不多1000人，现在一半都没有了。现在村里基本没有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我是特别想出去啊，出去不了，”刘根生指着门外漆黑的一片：
“你瞧瞧，亮灯的有多少，我们屯一共三百来户，现在七八十户房子空着。”
2000年和2010年的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的人口流失已达400万人，其中高层、管理层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净流出200万人口左右，平均每年外流20万人。“回去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资也非常低。不管怎么样，即使外面混得不好，也不会回去发展了。”一位在成都从事IT的东北研究生坦言。
除了年轻人大量外流外，近年来老年人也竞相南下养老，所以有了坊间流传的“东北第四省”（海南）。从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的会员情况看，东北人最多，东北三省中黑龙江最多，黑龙江之中哈尔滨人最多。
“年轻点的、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在外面一般每月能挣四五千，即使挣少了，混不好也不愿意回来了，导致现在我们种地想招工都很难了。现在雇工的比打工的还多，所以工钱只会高，不会低，每人每天150，”刘根生。
“我们现在招短工都特别难，工人都外出打工了，工厂被迫停工半个月了，等工人回来再开工，”一位在亚布力镇上的木器厂老板说道。
每年开春和秋收农忙的季节，刘根生会先到村里招稍微闲点的地少的农民，招不到就到亚布力镇上招人，年龄基本都在40至50岁。
“农民还好，他们有土地，至少不会愁吃愁住，像我们镇上的人，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还要自己交保险和养老金，剩下的还不够交房租、孩子学费和生活费，”一位在亚布力镇上餐馆打工的员工抱怨到。
当问到今年准备种什么时，刘根生迟疑了下，“还不知道，一点目标都没有。听说限产，化肥涨了40块左右，粮店报的粮价又降了，一算不用种了。往年这个时候早就出去租地了，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准备，租了地种什么呢？”
他抬头望了望窗外，现在已是晚上7点，这里的冬天，4点左右就逐渐黑了，现在已是漆黑一片。要是白天，可以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厚厚的积雪盖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压得严严实实，只剩下山上高耸的树木稀稀疏疏立在雪地里。刘根生的家坐落在山下不远处，守护着这片黑土地。
话末，他补了一句，“种什么都不值钱。”
3 林业局下岗员工：没想到自己会下岗
“林业局黄了，”这对陈东升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
1986年，陈东升初中毕业接了父亲在林业局锯木厂的班，成为了亚布力林业局储木加工车间的一名正式员工。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挑活，是厂里典型的“老实人”。
在别人看来林业局的员工工作是非常体面的，然而陈东升描述，加木厂灰尘漫天飞，隔着几米远都看不清楚人形。从1986年到1997的十年中，他的双眼两次差点因为木屑蹦瞎，最后还落下了“肺炎”的病根。
亚布力林业局隶属黑龙江森工总局，始建于1958年，位于黑龙江省长白山系，张广财岭西麓，施业区总面积30.6万公顷，是全国100家大型森工企业之一。从行政级别来看，亚布力林业局和黑龙江尚志市级别相当，高于黑龙江尚志市亚布力镇的级别，所以亚布力林业局在亚布力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亚布力镇上，有一部分地块属于林业局管辖和办公，有自己的公安、行政、物业等管理系统，另一部分归当地镇政府管辖。
再说黑龙江森工总局，隶属于国家林业局，下辖伊春、牡丹江、松花江、合江等4个林管局、40个林业局等，纵贯小兴安岭、完达山、张广才岭，森林覆盖率83%，总经营面积10万平方公里，约占黑龙江省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林业局体系在黑龙江占有很大的体格和分量。
林业局具有审批砍伐权利，掌管着当地森工系统。比如亚布力林业局，在国家严令禁止伐木之前，设有伐木、加工木材、经销木材相关厂区等，而现在只剩下行政管理、防火、物业、学校、检查站等相关办事机构。
一个个锯木厂倒闭了
“我是最后一批进去的，第一批下岗的，干到1997年我们车间就下岗了，那一批亚布力林业局一共下岗2000多人，”陈东升咳嗽几声，低着头说道，“一开始工资600左右，最后涨到了1000多，虽然工作辛苦，工资不高，但政府给交着五险一金，觉得一辈子也有保障了。”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寻思这个事情，如果我知道林业局会黄，我当初就工伤退休不干了。当时年轻身体好，我肯定就出去打工了，而现在一切都晚了，”陈东升捶了捶腿，叹气说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集体林区林业进行改革，林业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改革。1985年开始木材购销体制改革，取消木材统购统销，木材市场化之后，大量利润流人中间商业环节，偷税漏税严重，不法商贩牟取暴利，这大大刺激了木材大量被砍伐，最终出现了全国性的（包括国有林区）林业“两危”（资源危机、资金危困），木材供求矛盾日益尖锐。
为此，1987年中央下发文件，为制止乱砍滥伐，关闭了木材自由市场，明确规定木材由林业部门统一收购。这一政策虽然控制了木材市场的混乱局面，但黑市交易仍然十分猖獗，林业两危”状况仍未根本好转。
“腐败严重，很多官商勾结的，滥砍滥发的还是没有禁下来，”陈东升回忆道，“当时来了一个新局长，之后不久通知说没有木材了，让我们下岗了。剩下的还有厂长、管理人员和部分工人，还能看到往厂里拉木材的大车。此后，陆陆续续也有工人下岗的，到了2005年后，工人基本都下岗了，现在好多在外面扫大街。”
2005年，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做好退耕还林工程封山育林工作的通知》，正式封山育林，此后一切就变了。林业局相关林木砍伐、加工、销售厂等都彻底关门了，留下了一些管理职能机构和大批的下岗职工。如今在亚布力镇上，随处采访出租车、超市收营员、饭店服务员等，不管是林业局正式工还是合同工，都有着老林业局员工的影子。
林业是亚布力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大半的就业与其相关。据一位当地木器厂老板介绍，2005年前亚布力有上百家木器厂，现在十家不到。“自国家禁止砍伐之后，国内木材源头没了，我们只有被迫从国外（俄罗斯比较多）进口木材，但是成本很高，如果不是自己会算计，加上自己和家人一起干，只能赔本了，”他指着旁边躺在床上的70岁父亲说道。
下岗之后的陈东升也在一些私人的小木器厂上过班，锯木、加工什么活儿都干。然而自2005年后，锯木厂一个个倒闭，他又被迫下岗了，在此期间又查出了“肺炎”，不得不找其它活谋生。
2005年，陈东升借了3万块钱，买了一辆小港田，成了一名三轮车师傅，从早7点到晚9点，起早贪黑。“我每月挣2000块钱左右，妻子工资更低，孩子还在上大学，每年老两口还要各缴8000养老金，几乎不够生活，还有那么多钱和利息要还，怎么活呀？”陈东升望着记者，暗黄的双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离开
凤凰网财经离开亚布力时，已经是在此采访两天之后了，清晨的阳光暖暖的铺上来，整个小镇显得安静异常，偶尔可见几个开港田的师傅慢速驶过亚布力火车站前，几位老人三三两两从几处平房间踱步过去，又是新的一天，手机上推送过来几条信息，贾乃亮和李小璐的婚变占的内容最多；“紫光阁“官微对”紫光阁地沟油“做了正式回应；高圆圆和舒淇两位美女同框的热点正在持续升温，随着亚布力雪场纠纷的正式落幕，省委调查组据说也已经离开。
在数个新闻推送间，夹杂着曾经的奶牛大户潘丙坤发来的短信，“感谢你们帮我报道，谢谢！因为这几天一直在想着怎么还债，所以有些地方说的不充分，我再好好想想！”有些事还可以在补采，影响不大，但我们心里却在想，应该好好想想的并不应该是潘丙坤。
（来源：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