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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佐摩-夸梅-孙达拉姆，前联合国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
编译：彭子佳
西方金融政策一直在挤压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在被怂恿大量借用商业资金之后，现在又在与西方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作斗争。
中央银行
西方的“非常规货币措施”帮助抵消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放缓。
由于“地缘政治”供应中断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高利率加剧了经济收缩、债务困扰和不平等。
西方中央银行试图通过抑制需求和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高利率加剧了紧缩趋势，加剧了世界经济停滞。
尽管自2022年以来出现了重大的供应方干扰和不当的政策反应，但能源和食品价格并未相应上涨。但利率却一直居高不下，表面上是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
2%的通胀目标是新西兰财政部长在1989年为实现其“92年达到2%”的口号而任意设定的，尽管这一目标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没有严密的依据，但它仍被大多数富裕国家的货币当局所接受！
三十多年来，“独立”的中央银行一直在顽固地追求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一旦提高利率，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降低利率，表面上看是因为通胀目标没有实现。
许多国家的独立财政委员会和其他预算紧缩压力进一步压缩了财政政策空间，在恶性循环中抑制了需求、投资、增长、就业和收入，形成恶性循环。
债务危机
2022年之前，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了紧缩趋势。“量化宽松”（QE）提供了宽松的信贷，导致更多的金融化和负债。
在2022年加息之前，“量化宽松”政策还使南方国家更容易获得资金。随着利率上升，财政紧缩的压力增大，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公共财政。
政策空间和选择减少，包括采取发展性和扩张性干预措施的努力。政府反周期的支出能力下降，加剧了经济停滞。
将当前形势与20世纪80年代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性的。八十年代一开始就出现了财政和债务危机，导致拉丁美洲失去了至少十年的增长，而非洲则倒退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债务量大大增加，而政府债务越来越多地来自商业来源。由于涉及的债权人和贷款条件多种多样，解决债务问题也更加困难。
关注点不同
全球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充分就业，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创造就业的关注较少。
与此同时，美国的“特权”使其财政部能够通过出售债券向世界其他国家借贷。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2022年开始提高利率，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收缩效应。
随着欧洲中央银行（ECB）效仿美联储的做法，西方利率的一致上调吸引了全球资金。
西方国家的利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24年8月才出现拐点。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支付了远高于西方利率的巨额溢价。
然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政策导致的利率上升,导致资金自2022年以来主要从低收入国家流向西方。
然而，增长和创造就业仍然是全球政策的重点，尤其是对全球南部国家的政府而言。
长期停滞
世界经济停滞为何旷日持久？这是由于迫切需要的多边合作正在减少。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日益加剧了国际冲突。地缘政治驱动的单边制裁增多，也破坏了国际经济关系。
奥巴马的“亚洲支点”开启了孤立和包围中国的新冷战。各国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措施加剧了供应方面的混乱。
与此同时，针对地缘政治敌人的经济政策武器化也日益常态化，这往往与国际条约和协议背道而驰。
这种新形式的经济战包括拒绝市场准入，尽管在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了承诺。
自富裕国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采取保护主义对策以来，贸易自由化一直在倒退。全球化曾承诺，贸易一体化将确保经济伙伴之间的和平，但这一承诺遭到了背叛。
自特朗普就任第一任总统以来，地缘政治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
美国和日本投资者被敦促从中国“回流”，但成效有限，而呼吁在中国以外的“友邦回流”则更为成功。
长期以来，财产权和合同权几乎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地缘政治驱动的资产没收迅速蔓延。
金融战也导致俄罗斯无法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金融交易设施，北约盟国也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
拜登政府扩大了这种努力，将美国的产业政策武器化，以限制“敌人”获取战略技术。它强行将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些业务迁往美国，尽管收效甚微。
在美国的授意下，加拿大对5G先驱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进行了长期拘留，这凸显了西方对中国日益加剧的技术战争。
不出所料，国内和国际不平等现象继续加深。三分之二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是国际性的，加剧了南北差距。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