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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一个名叫姚蕙的女人，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女人的生命戛然而止，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因为姚蕙是张静江的原配夫人，而没有张静江，就没有中华民国。
张静江与原配夫人姚蕙
张静江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浙江湖州的超级豪门和大才子，他到巴黎后经营中国古董、丝绸、茶叶，获取大利。
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由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亦称他为“革命导师”。
这对夫妇是旧式婚姻的楷模，他们生的五个女儿，在民国社交圈相当有名气，被称为“五朵金花”，即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
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又受生母姚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五姐妹当中，尤以四小姐张荔英最为出色，她的人生也最为传奇，张荔英是个反传统的“侠女”，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
1930年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著名的“铁腕外交家”、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等。
一个是外交英雄，一个是豪门才女，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他们相知、相亲、相爱，有高尚的志节和品性。
但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父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双方年龄差距甚远就不说了，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也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张荔英嫁给他后，两人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国民党要员府中的千金、扬名巴黎的女艺术家、偏执骁勇外交官的妻子，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都属于张荔英的前半生。
而历经世事巨变后，她独居新加坡，一边任教一边继续保持着清雅宜人、华而不艳的画风，安心的后半生，让她的作品充满宁静温暖的神采。
1906年，张荔英生于法国巴黎，父亲张静江当时正在巴黎经商，荔英便从小追随父亲的生意，而游走于巴黎、伦敦和纽约，也经常跟家人回中国。会说流利的中文、法文和英文，见多识广、思想开放。
张荔英从小就立志要当画家，小小年纪就流连于巴黎众多的博物馆，很早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为此父母特意请了俄国的私人教师，在上海家中教她油画，自此与西方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完成高中教育后，张荔英决定前往纽约艺术学生联盟正式学习艺术基础，继而回到巴黎，在克拉罗希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发展出颇具代表性的画风，入学四年成绩斐然。
1930年，年仅24岁的张荔英，第一次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后来她的作品，多次被杜勒利沙龙入选，受到艺评家的高度赞赏。
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女性画家的作品，能够登上巴黎雄奇瑰丽的美术殿堂，无疑是一种肯定与骄傲。
张荔英也成为了继方君璧之后，第二位在巴黎艺术圈获得肯定的中国女子。
身为巴黎艺术界的新星，正当张荔英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的爱情也悄然而至。
原本决定为艺术献身、抱定独身主义的她，足够年轻漂亮，有才也有财，根本不愁嫁，也不想嫁。
却在宋庆龄的牵线下，深深爱上了一个流亡巴黎的55岁老男人，并执意要嫁，做他的第二任太太。
张荔英登上《良友画报》封面
这一年，张荔英25岁，芳华正茂；而陈友仁已55岁，原配妻子病逝4年，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过，遭到蒋介石的通缉，正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但张荔英不以成败论英雄，在陈友仁最困难的时候，反而看到了陈友仁不同凡响的品格，毅然放弃了自己原先抱独身主义的打算。
张荔英曾这么形容丈夫：“从一开始，在巴黎的时候，友仁一直都喜欢绘画，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学美术，他不惊讶，只说那是好事，他帮得上忙…
而且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摆姿势，这对画家是有帮助的。”
张荔英《陈友仁画像》
陈友仁不仅关心政治、爱好文学，也全力支持爱妻的美术事业。
不仅陪她到郊外写生，亲力亲为帮她操办画展，并随时愿意为她摆姿势，成为张荔英绘画生涯中，无可取代的肖像模特。
受到“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影响，张荔英特别注重画面中，形体和色彩之间的布局，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感。
无论是蔬果、用具或花卉等静物摆设，她总是精心布置，以确保前景、中景和背景的空间界限分明。
在色调的应用和笔触运行方面，张荔英带有些许梵高的痕迹，从锡管里挤出最明亮、最原始的色彩，未曾调试就抹在画布上，试图展现她那骚动、狂放的技法。
张荔英《水果》，1967年
但有别于梵高烈焰般的激情，个性稳健冷谧的张荔英，用色则较为含蓄、温馨。
新加坡著名艺术史学者T·K·萨巴帕迪，曾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艺术史让艺术家能认祖归宗，艺术家必然自有‘艺统’，张荔英也不例外。”
塞尚和梵高是她绘画的两大源头，前者影响了她对形体、图像结构的处理方式，而她从梵高那里则学会一股冲劲，着力探索色彩和笔触的表现特性。
据说，张静江曾经在家唉声叹气，他与原配姚蕙所生的“五朵金花”，每一位都在选择夫婿这件事上，与父亲公开对抗。
张静江甚至有点赌气地说；张荔英这段婚姻大概不会长久。
他的话被不幸言中了，这对恩爱夫妻的婚姻生活，只有短短的13年。
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前往香港从事抗日活动。不料香港沦陷，夫妻二人双双被日军逮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软禁于家中。
在漫长的幽居岁月里，张荔英始终与丈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
期间，张荔英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为丈夫与自己画了很多肖像画，聊以慰藉。
画像中的张荔英，仍然充满傲骨，她显然是幸福的，尽管悲欢离合，但只要与丈夫在一起，她就无怨无悔。
作品中，荔英的签名始终是“CHEN”。因为她自与陈友仁结婚后，就随夫姓了。即使荔英后来短暂改嫁，于公于私也一直保有前夫的姓氏。
张荔英后来回忆，自己在那段岁月里，曾亲眼目睹陈友仁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仍然保持一个外交家不卑不亢的风度。谁料抗战胜利前夕，陈友仁病逝于上海。那一年，张荔英38岁。
其后，她又继续被软禁一年。难以想象这一年她是如何熬过来的，失去挚爱的丈夫、失去向往的自由，一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唯有画笔相伴，唯有画布可以诉衷肠。
二战结束后，受禁5年的荔英终于被释放。
她费尽全力从过往悲痛中走出来，以卖画为生，在中国、美国，和法国等旅居之地都办过画展。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随身携带一幅自己创作的《北平风景》，连同她的故国心影，只身漂泊到了马来西亚。
《北平风景》1946年
说到她的再婚，鲜少被人提及。1947年，她再度出嫁，第二任丈夫是陈友仁生前好友何永佶博士。
在写给陈友仁表妹的信件中，荔英解释了再婚的原因：“在经历过与陈友仁的美好婚姻后，我曾很肯定自己不会再次踏入婚姻，也打算从此献身于喜爱的艺术事业中去。
不过，我最后还是被陈的好友、认识了10年的何永佶博士以及他的同事们说服了。他们说，‘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孤单了。’”
何永佶与张荔英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何永佶做过的职业不少，但似乎没有一样工作能做得长久。据张荔英的说法，何永佶似乎认为靠太太一个人卖画足以养活两个人。
这一点，让张荔英日益心生不满。
1953年，两人六年的婚姻走到尽头。同年，张荔英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应校长林学大之邀，开始在南洋美专教授美术，在该校任职达27年，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
并在1982年被新加坡政府授予文化艺术奖章，这是国家对张荔英一生在新加坡视觉艺术界的卓越成就与巨大贡献的表扬。
当地美术界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的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张荔英的前半生一直在游走旅居和动荡中度过。1954年，48岁的荔英真的累了。
对曾被日本人软禁的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在这平静新加坡安身、靠绘画教学来为生来得更叫人安心。
她曾在自己的花园面对一池莲花，画下大幅精品《莲花颂》。
在她画笔的指挥下，朵朵莲花宛如交响曲的高低音符，充满着宁静、温暖的神采。整幅画意和平恬静，避世隐逸。
张荔英《莲花颂》，1962年
张荔英别样的人生，不仅塑造了她个人的禀赋，同时铸就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她成为20世纪亚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
身世浮沉八十余载，浮生如梦，醒来恍如隔世。
张荔英一生傲骨群雄，从不盲目附会时潮，迷失自我，从此艺术史上便多了一份来自女性的坚韧与冷谧。
1993年，张荔英离别故国近半个世纪以后，在新加坡与世长辞，享年87岁。
（来源：艺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