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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我的书出版得不是时候，尽管书中的内容都是完全真实的。”作家亚拉娜·玛茜（Alana Massey）说。2015 年，她的文集处女作《我想要的所有生活》（All The Lives I Want）以六位数的价格卖给中央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旗下的作者包括梅丽莎·布罗德（Melissa Broder）、坎迪斯·布什奈尔（Candace Bushnell）和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玛茜的这本书的发行时间，正好在今年二月特朗普颁布旅行禁令 10 天后。尽管这本书收到了许多媒体好评，但发行时间却正好撞上全国注意力都放在政治上的时期。因为政治现状，玛茜说：“我曾开玩笑，只有政治类、反乌托邦类的书籍才会在这个时候畅销。”特朗普的上任给图书出版带来了涟漪，影响到作者、销售商、编辑、经纪人和发行商。在一个现实已经比小说更奇幻的世界里，书籍已经不再卖座。
并不是说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已经不再与艺术有关，实际上，特朗普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削减对艺术的物质支持。《纽约时报》记者索潘·德布（Sopan Deb）在三月报道，特朗普提议削减艺术基金会的资金，美国笔会（PEN American）则提议阻止这项削减。请愿书收获了超过 20 万个签名，包括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萨尔曼·鲁西迪。国家书籍基金会执行总监丽萨·卢卡斯（Lisa Lucas）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称：“我们会失去资金，对于我们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来说，资金很重要。”确实如此，在 1965-2008 年间，美国艺术基金会一共被授予了 12.8 万份资金，共计 50 亿美元。对于联邦项目来说，这笔钱也许不算什么，但对艺术项目来说，这笔钱已经很难筹到了。今年 6 月，艺术基金会宣布他们下一年会继续支持各州的艺术发展。如果没有资金，美国文学将会面临巨大的灾难。
也许这则新闻只是刚刚进入大众视线，但文学界早已深受特朗普上任影响。柯蒂斯·布朗有限公司的文学经纪人莫妮卡·伍兹（Monika Woods）说，在 2016 年 7 月到 2017 年初的这段时期：“小说家们原本预约好要上《早安美国》节目，但他们的预约却被一改再改。连将在2016年秋出新书的《纽约时报》畅销作者都无法上节目进行宣传。”业内人士也注意到，像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新书《我在这里》（Here I Am）和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的新书《时间旅行简史》（Time Travel: A History）都没有达到销售预期，而这两位作者的上一部作品都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
曾任亨利·霍尔特图书公司编辑、现任艾维塔斯创意公司文学经纪人的莎拉·博林（Sarah Bowlin）说：“当一天的新闻要揭露四起政治丑闻时，就没有多少空间留给谈论处女作或畅销作家的文学对话了。”当然也有已有名气的作家没有受到选举的影响，比如扎迪·史密斯的新书《摇晃时光》（Swing Time）就创造了她个人首周销售最高纪录——9000 本。迈克尔·查邦的新书《月之城》（Moonglow）则登上《纽约时报》精装畅销榜，延续了他上一部在 2012 年出版的小说《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的连胜纪录。《摇晃时光》和《月之城》都出版于 2016 年 11 月。有些作品甚至因选举受益。哈珀·柯林斯的发言人说：正因为选举，J·D·万斯关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新书回忆录《底层白人挽歌》（Hillbilly Elegy），自2016年出版后销量已超过百万。但对于其他作者来说，竞选新闻占据了他们的生存空间。特朗普当选的悲剧性和近乎搞笑的特点，既让读者不再愿意阅读畅销小说，也成为某种大众娱乐项目，让参议院听证会成为必看的电视节目，书籍已无法与之相比。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作品才适合这一新时代：许多在特朗普上任初期出版的书，其中描写的世界已与我们正在经历的世界完全不用了。梅丽莎·福波斯（Melissa Febos）的回忆录《抛弃我》于 2 月出版，这本关于家庭、归属感、情感需要的个人叙述，与竞选后大众的体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当时以为希拉里会当选，那春季就是最适合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所有女权主义者都会想要通过买这样的书来庆祝，”她说，“当希拉里竞选失败后，我们真的觉得很尴尬，在那样的气氛中宣传这样一本书，让我们都觉得不舒服。”和很多作者一样，梅丽莎·福波斯开始重新考虑她的首选项。“我本来一直在构思我第二本文集的大纲，那将会关于女孩成长，关于在这个国家长大的感受。后来我告诉我的经纪人，我需要更多时间来重新思考这个主题。当时在构思的时候，我以为希拉里一定会当选，而现在这一切完全变了。”
现在人们想读的是和政治有关的作品，通常是想要借此来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非虚构作品的销量因此有所上升，比如更多关于像詹姆斯·鲍德温这样的激进人物的作品开始涌现，也有宣传现今价值观的作品，比如迈克·艾瑞克·戴森的《我们无法阻止的眼泪：对白人至上美国的启示》（Tears We Cannot Stop: A Sermon to White America）和杰莎·克里斯宾的《为什么我不是女权主义者》（Why I’m Not A Feminist）。但图书业整体仍然遭受着重创。根据《出版周刊》的数据，2016 年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畅销成人小说，而销售总额下降了 1%。虽然这一降幅不算太大，但在 2017 年上半年，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没有突出的热门新书。
虽然销量数字在跌，但在特朗普时代，虚构的政治类小说仍然得到更多媒体曝光。闵劲利（Min Jin Lee）的《弹球游戏》（Pachinko）讲述了韩国移民家庭企图融入帝国时代日本生活的跨代史诗。她说：“我的作品批评了金钱、阶级、种族、伦理、性别和历史，在书中，我的政治观已经非常明显。我觉得只有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读者，才会阅读这部作品。”显然许多读者都对这些主题很感兴趣。这部作品出版于特朗普颁布穆斯林禁令后不久，收到了 NPR、《今日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等媒体的热烈赞誉。《奢求》（Fushion）杂志的安妮·布拉尼根（Anne Branigin）认为《弹球游戏》对理解特兰普禁令有所启发。至于早年发行的小说，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史传德（Strand）书店的市场总监雷亚·阿特舒勒（Leigh Altshuler）发现， 2017 年长期占据畅销榜的的是《使女的故事》和《1984》，这些出版于几十年前的反乌托邦小说再度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阿特舒勒说：“我可以说，对非虚构作品和政治小说的兴趣（和销售）都有所增长。”布鲁克林社区书店的合伙人斯蒂芬妮·瓦德兹（Stephanie Valdez）说，在 2016 年 10 月，詹姆斯·鲍德温关于种族歧视体验的文集《下一场火》（The Fire Next Time）和乔治·帕克关于美国民主机构失败的《无风》（The Unwinding），销量都出奇地好。
此外，边缘作者似乎又重新站在复出的聚光灯下。被特朗普政府压迫和妖魔化的这一群体，在迫切希望听到不同声音的多元化文学读者中得以发声，这些读者希望在作品中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出版商吉玛·琼斯说：“黑皮肤和棕皮肤的作者现在非常重要。如果你观察世界和美国的现状——顽固、暴力和对不同身份认同的攻击层出不穷，难怪非裔作家和有色人种作家正在书写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品。”如今在特朗普政府下，这些有才华的作家终于迎来了应得的尊重。吉玛·琼斯旗下的作家包括《你给的恨》（The Hate U Give）的作者安吉·托马斯（Angie Thomas）、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萨曼莎·厄比（Samantha Irby）都是非裔女性作家，作品也都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
政治舞台会继续发展，我们还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在我们已经拥挤不堪的文化对话中，能够得到分享的人物和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作品在政治风暴中出版的作者来说，对那些看到读者疯狂购买反乌托邦小说的经销商来说，特朗普政府已经成功地影响了我们对书籍的选择。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但这正好说明了我们需要文学来在这样的时代幸存，而文字也将会对接下来的困难时光提供慰藉。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