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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从中东驶来的航班降落在柏林。走出机场，原本戴口罩的几位乘客意识到自己成了“异类”，纷纷摘下防护，消失在人群中。
从2月下旬起，新冠肺炎病例在意大利北部激增，并很快蔓延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天来，许多人为要不要回德国纠结。而到达德国后，社会表面的波澜不惊又让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截至3月5日，德国境内新冠病毒患者人数已破四百。表面上看，社会运转如常，城乡之间人来人往，街上没有口罩，甚至上百人参加的公共活动都如期举办。然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平静的表象掩盖了许多人心中的忧虑和恐慌：
药店里的口罩或早已售罄，或作为管制品限制买卖，即便建材市场上的工业用口罩也难觅踪影。德国政府正考虑效仿法国，要求患者出示处方，方可购买口罩等防护物资。许多食品超市里，面粉、意面和一些罐头被抢空。在日用品货架上，免洗洗手液和廉价卫生纸也开始缺货，不时可见顾客向工作人员询问何时才能等到上新。
3月5日，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做的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十的受访者说，自己曾在近期囤积生活必需品，以防疫情爆发。但从超市和商店的情形看，这个数字恐怕不止如此。
近日我和不少德国朋友聊起疫情，也时常关注政府和媒体的报道。我的粗略感觉是，大家通常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轻描淡写，强调感染和致死率仍然很低，嘲讽恐慌性抢购的愚蠢和一些国家采取非常手段抗疫的大惊小怪——对病毒的讨论似乎已带有某种政治正确的意味，一种“要么你相信科学，否则就是傻瓜”的黑白两分。
但另一方面，对政府和专家的话究竟怎么看，可信度几何，大家心里还是在反复掂量。恐惧和疑虑虽被暂时掩盖，却可能在暗流中持续发酵。
2月底，卫生部长说德国疫情尚不严重，处于掌控之中，随即招来网友质疑。有人说，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有本事过四个星期咱们再看你今天说过的话。
3月初，柏林各大医院表示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1860多间隔离病房严阵以待。结果马上有医务工作者爆料：德国常态环境下护士和护工数量缺口就达3-4万人，这样的情形赶上新冠病毒蔓延，谈何准备充足？！
面对疫情来袭，德国人一以贯之的忧患情结在社会平静表象下愈演愈烈。有些人将大家的恐慌和疑虑归咎于主流和社交媒体，说它们故意跟政府唱反调，甚至编造假新闻吸引眼球。但媒体从业者表示他们也有苦衷。
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RBB)在回应读者批评时就说，问题并不在我们虚张声势，庸人自扰，而是如今政府和专家透露的消息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已做好准备，以打消社会恐慌；另一方面又指出诸如医疗资源短缺等问题，以防危机一旦发生无法自圆其说，被公众指责。
毫无疑问，这种两面表态加剧了民众的矛盾心理。拿最简单的口罩举例，德国专家反复向人们宣传，口罩只适用于病人佩戴，对于想要避免感染的健康人来说完全没必要。我身边的许多德国朋友嘴上说要相信专家、相信科学，但私下里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为亲友默默囤口罩。再比如，一些人说起政府限制大型集会和可能采取的封城措施，情绪很激动，动辄上纲上线到侵犯人权之类的指责，但遇到自己需要参加的年会，却找借口缺席，担心感染。
此外，还有思想上更深层次的矛盾和扭曲，比如把病毒和政治挂钩，抛开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将防疫工作政治化。“如果德国效仿了中国的抗疫做法，就意味着专制战胜了自由”——这样的话虽然没什么人公开叫嚷，但当德国新闻介绍中国为防疫采取的严格举措时，媒体和受众传递出的负面观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样的矛盾心理非自今日始，也并非源于本次疫情来袭。比如这些年在有关反恐问题的社会讨论中，就有德国人说：如果我们的火车和地铁站装上了安检设施，如果我们的商业街两旁纷纷设置水泥墩防止车辆冲撞人群，那么变成警察国家的德国就已经输掉了这场反恐战争。这样的观点看似荒谬，却很受欢迎。
下阶段，如果新冠病毒在德国急剧爆发，政府会不会推出像意大利一样的封锁城市和关闭学校的限制措施呢？这些政策又该如何落实？黑云压城之际，德国决策者和民众需解开意识形态上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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