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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 丹玮
纳塔莉亚·叶菲姆金娜收集了很多“战争的声音”。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士兵告诉他的母亲，当与他一起的俄罗斯士兵割断乌克兰战士的手指时，他目睹了酷刑：“妈妈，我想我疯了，我们正在杀人。”他补充道：“我只想成为一个好人。”而他的母亲则安慰他说，“别担心，那些乌克兰人不算人。”
这段对话是乌克兰特勤局截获的一通电话的一部分，是乌克兰电影制片人叶菲姆金娜自俄罗斯2月份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收集到的众多录音之一。叶菲姆金娜现年39岁，她目前居住在柏林。她对《洛杉矶时报》表示：“我并不恨这些人（俄罗斯人）。我理解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着邪恶或黑暗的一面。”
另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录音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年轻工厂的一位工人塞尔希吉·塞门。他在录音中说，冲突爆发时女友刚刚同意他的求婚。但由于这场冲突，婚礼计划无疑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塞门像许多身处基辅的乌克兰年轻人一样，每天忙于制作燃烧弹，以对抗俄罗斯军队。塞门告诉叶菲姆金娜：“我想让这里（基辅）成为俄军最大的地狱。我没有想过逃跑，我们能逃到哪里去？我不想为祖国而死，我要为乌克兰活下去。”采访结束几周后，塞门在一次袭击中牺牲。他的尸体尚未找到。
随着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东部挺进，这场冲突仍在继续。叶菲姆金纳不仅倾听一方的声音，还坚持收集来自俄乌双方的信息，且不带有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
她这些天的工作重点是从柏林工作室打很多电话，目的是真实地记录战争。口述的故事、写下来的日记和录下来的音频被不断翻译成德语，并发布在柏林主流的广播公司的网站上。
安东是叶菲姆金娜交谈过的人中的一个。安东住在俄罗斯西北部，他是普京的反对者。在他看来，普京一直在国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宣传，同时还镇压反战抗议活动。他说，最终很多俄罗斯人会（因为祖国的战争行为而）痛恨俄罗斯。他告诉叶菲姆金娜，他感到很无助。“这种深深的仇恨折磨着我，我不知该怎么办，”他说，“（冲突开始的）第一周我就痛哭了几次。我给我的九个朋友通了电话，但他们都在经历着这样的折磨。然而当我们见面时谈论起自己的感受，我们却感觉自己像（俄罗斯的）叛徒。”
安东75岁的姑姑艾拉（Ira）住在乌克兰，她与自己的侄子对这场冲突、对普京，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前几天我姑姑说，她愿意毫不犹豫地为普京献出自己的生命。她20年前才来到俄罗斯，但她对俄罗斯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丝毫地减少或改变。”
博丹是叶菲姆金娜认识的一名乌克兰士兵，冲突开始后，叶菲姆金娜一直很担心他。在难得没有战火的间隙，她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当时在北顿涅茨克市的阿佐特工厂。目前，该工厂正不断遭受到俄军的轰炸。
“他们（俄军）用上千万吨的金属就能置我们于死地，”博丹和其他士兵一样，出于安全原因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他们（俄军）几乎采取焦土战术，他们似乎拥有数十亿枚这样的炮弹，可以随意轰炸我们（乌克兰）的任何一寸土地。”
博丹在冲突爆发后自愿参军，但他的朋友们都没有进行抵抗，他们全部都躲在基辅的家中或逃到了附近的村庄里，但是博丹说他需要亲自加入战斗。“如果我们都不战斗，还能有谁去战斗？”他补充道，“我们接到指示，一旦在天空中发现鸟就要关闭Starlink，这代表他们（俄军）监测到了我们的无线网络，然后他们就会发射导弹。”
博丹说，他记得当他们（乌克兰军队）在基辅巡逻的时候，连洗澡的机会都没有，而他的朋友却可以在咖啡馆里跳舞，这让他感到自己似乎身处另一个世界。对博丹来说，与叶菲姆金娜的交谈就像是一种治疗，或者至少是一种解脱。对叶菲姆金娜来说也一样，她认为将所有的对话记录下来是很有用的，这可以帮助她梳理发生的一切。
她坦言，最令她感到震惊的是，作为一个居住在上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陆上的欧洲人，战争发生的频率之低使她之前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和战争的距离有多遥远。她说，德国人已经在繁荣和安全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因此他们很难与正在经历冲突的人们共情。她说她在德国的朋友谈论的话题依然是日常琐事。因此对她来说，同时处理好发生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事情很难。
但叶菲姆金娜表示，她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发生在博丹身上的事情上。“我做的是对的，”博丹告诉她，“我正在为我的国家战斗。事实上，我的生活中开始有所起色了。因为一切都被这场冲突打破了，包括我的生活、我的财务状况等。（在冲突发生前）我今年已经41岁了，还没有结婚生子，我一直想要找到我活着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出现了，那就是为我的祖国（乌克兰）的安全和发展而战。我开始制定更多的人生计划，等冲突一结束，我就立刻开始继续我的生活。”
在他们通话几天后，俄罗斯军队攻占了北顿涅茨克。叶菲姆金娜没有再得到博丹的音讯。他幸存下来了吗？他成功逃脱了吗？他有没有被囚禁吗？她迫不及待地期待可以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来源：亚太日报 APD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