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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亞太日報特約評論員儲殷
德國慕尼克22日晚發生惡性槍擊案，已證實至少造成10人死亡，多人受傷。儘管這起槍擊案的具體案情有待進一步偵察厘清，作案者到底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還是極端排外的本土恐怖主義者尚待確認，但作為擁有世界上最優秀情報部門和歐洲最嚴格安全措施的國家，短期內接連發生惡性襲擊事件，足以動搖人們對於德國社會安全的信心。
7月22日，在德國慕尼黑，警察在案發地附近的街區警戒（手機照片）。新華社記者朱晟攝
從目前來看，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為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勢力所熟悉，襲擊者往往利用人權、自由、人道主義來掩護自身反人類行為。這意味著，西方社會建立在國家—社會二元結構下，以保障權利、限制權力為根本特徵的憲法體制，正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如果不能有效應對這種挑戰，西方社會的右轉幾乎不可避免。
從目前西方政府反恐的實踐來看，存在四個根本的困境。其一，有限國家政權無法應對全球人員流動帶來的安全風險。德國接收難民的政策令人欽佩，但是德國乃至歐盟有效的政府資源已難以負荷甄別難民，這也是極其現實又無法回避的事實。揮舞斧頭砍殺路人的阿富汗少年幾乎毫無阻礙地進入了德國，其中原因發人深省，也許僅有人性之愛是不夠的，尤其是當魔鬼學會利用人性之愛的時候。
7月22日，在德國慕尼黑，市民在案發地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內等待消息（手機照片）。新華社發
其二，網路資訊控制力度不夠，從而讓散狀、原子化的反社會極端主義者，在互聯網中與恐怖勢力產生思想聯繫，進而催生出恐怖主義行為。當前困擾各國最大的安全問題就是防範獨狼式的恐怖襲擊。獨狼既可能是宗教極端主義者也可能是本土的種族主義者，但共同的特徵是幾乎事前無法預防，類似於歇斯底里的精神疾病發作，而獨狼的孕育之所就是社交媒體與互聯網。
西方國家宣導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讓安全部門在監控公民的互聯網社交方面往往面臨巨大的法律障礙，而這也讓社會面臨著巨大的危險。當今社會人們必須做出艱難的選擇，是要更多的所謂自由還是更多的安全，是要更加強勢的員警與安全部門，還是要更加危險的社區街頭。在想不清楚這個問題之前，西方社會的安全形勢很難有根本的好轉。
7月22日，在德國慕尼黑，警察在案發地附近的街區警戒（手機照片）。新華社發
其三，有限的安全資源無法負荷超量增長的反恐任務。德國情報部門與員警部門一直處於全世界頂尖水準。德國之所以拖到目前才出事，其實也有賴於他們長期以來卓越的工作。安全部門的困境在於，當他們成功工作的時候，社會往往意識不到，而一旦他們出現了百密一疏，就往往被千夫所指。
德國安全系統最大的問題在於，由於大量移民的進入，原有國家安全系統的資源已經無法有效滿足實際需要。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大量增加對安全部門的授權與相應的執法資源，而這很容易帶來員警國家的政治批判。另一個則是以全民反恐的模式來緩解體制內執法資源的緊張，塑造出某種全民皆情報員、安全崗的“朝陽大媽模式”。然而可惜的是，這種模式在德國可能會面臨種族主義的指控，也同樣難以推行。
7月22日，在德國慕尼黑，市民在案發地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內等待消息（手機照片）。新華社發
其四，是西方法治主義與反恐戰爭不對稱性的矛盾。法治讓人們在面對最兇殘敵人的時候，可能恰恰自我束縛了手腳。通常時候，人們也許可以說這是文明的代價，可是當文明成為自我毀滅的迂腐與懦弱的時候，野蠻也許更能反映出共同體自我求生的意志。歐洲最大的問題在於被美國保護的太久，以至於喪失了自我保護的能力。例如，如果製造挪威2011年大屠殺的變態都可以享受類似休假的監禁條件，甚至可以控訴獄方侵害其人權，那麼文明不過是刀俎下的鮮肉。
如果一個社會的文明成了其維繫社會安全乃至共同體生存的障礙，人們最終仍然會作出痛苦而必要的選擇。《查理週刊》遭襲的時候，法國人手牽手團結大遊行，巴黎慘案的時候法國人手牽手團結大遊行，可是尼斯慘案的時候，法國人再也沒有手牽手團結大遊行的浪漫情緒了。如果手牽手團結大遊行，只是讓慘案一再發生，如果自由、民主、人權只是讓人們付出安全的代價，那麼人們會做出更加野蠻卻更加現實的選擇。歐洲右翼的興起正是這樣的一個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