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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李哲】算上最新获批的“粤津闽，目前“四足鼎立的自贸区格局正式形成，这也标志着自贸区后续的改革步伐也将由一家独大形成相互竞争。
第二轮自贸区获批后，包括广东、天津等相继也出台了最新的政策利好。如广东南沙金改15条、首份《内地与香港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也正式签署。
摩拳擦掌之势已然展开。与此同时，还有来自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在翘首以盼“第三批自贸区的获批消息。
竞争有利有弊，自贸区热同样也有利有弊。对此，《自贸区观察》（下文简称：“APD）日前专访了广东省经济学者、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
在中山大学之前，袁持平还在珠海市委党校任职，长期从事广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研究工作。
他认为，目前各地申报自贸区有些过热了，很多地方并不是从“放的思维来打造自贸区。甚至于上海自贸区、前海等，也都是沿着旧有的“正面清单模式，因而改革的进度并不让人满意。
在他看来，自贸区必须要由“正面清单模式转化为“负面清单，而关键就是要在特定区域内“放开，经济要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接轨，司法制度层面也需要接轨，两者缺一不可，而这背后是对政府的行政体制形成大的挑战，这也是“放不开的主因所在。
以下为APD自贸区观察对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先生的采访实录：
APD：日前，首份《内地与香港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正式签署，这对这份协议的意义？
袁持平： 广东自贸区或者粤港澳自贸区协议的安排，它的立足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操作，要找一个先行先试的区域。因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的地位是非常凸显，比如贸易项目下的人民币结算，境外人民币最多的区域也是在香港，另外还包括人民币回流机制以及人民币自由化等一些制度安排，香港的优势也是最为明显的，所以因此在开放的过程中，怎样与内地的经济相衔接，怎么控制风险，怎么建立一些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些都要在内地找到一些区域来试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广东自贸区在全国也最具优势，因而它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创新、制度安排。
这一点也是广东自贸区与上海自贸区定位的差异。
第二个方面是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也在推负面清单，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负面清单与现行的管理制度、相关法规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要跟香港或外商来做负面清单，就要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来操作，而现在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规则来操作，就要处理它与内地法规冲突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在一些交界的区域，如广东近邻香港，它有了成效后再出台法律法规在全国推行。
实际上，现在中央层面也开始对比如外资银行等做了一些放开措施，但这些外资银行到内地以后面临的规则是“正面清单，这就等同于我们现有的体制是一步步放，这与负面清单相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操作模式，所以要完全这样做，就必须找一些区域来先行先试，因此，负面清单就相当于完全成熟化市场经济或者高度模拟化的市场经济。
从大的方面来说，现有的体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或者不一致的地方，当然很多地方也在往这方面努力，比如简政放权等，但再简政、再放权我们现在形成的这种运作的模式，它的主体部分还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太重了。
粤港澳是目前大多数人认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港澳被全世界认可，它们基本上就是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所呈现出的“模板，粤港澳自贸区比较容易“承载制度性改革，它很像当年的珠海和深圳。
当年做特区时，小平同志也是没有底，后来看着办得比较好，就划了圈，现在也非常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当前的改革深化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试，但如果在全国深化改革铺开的话，就面临两种制度磨合的问题，而全国性的磨合是有风险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在特区里做，特区试不需要太久时间，如果做好了，推广就容易了，前提怎么把它做好，这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当前经济面临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而实际上如果把制度创新的优势给释放出来，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提升。因而关键是怎么释放，采取哪种形式，要考虑成功率高且风险小，目前来看显然“自贸区是最优的，而且易于操作。
APD：不过，上海自贸区目前试行了一年多，甚至之前的前海也运行了四年多，而市场上普遍会觉得低于预期，您怎么看？
袁持平： 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意思，为什么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好像推不动？而前海、横琴或者南沙的进度也不大呢？因为现在的模式还是在走“正面清单的思路，它没有把成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政府干预程度比较低的模式引进来，没有引进来就没有效率，否则为什么前海运作不好，它目前拥有很大的优势是跨境人民币回流机制，所以这个细小的领域能做的好，就是说它放一点就能做得好一些，其他的地方都没放，顶层设计也没确定，所以就存有很大瓶颈。
其实负面清单主要也是顶层设计的思路，就是说要用到香港的法律，现在提到的是港商、港企、港资，但这个提法只是提到了表层，同时还要引进的是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的中介服务等。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这好比原装进口的车子，不能一下子把它放在全国的大地上跑，这就会对内地的行业会有很大的冲击或全面的竞争，但能不能把它放在特区的区域内跑呢，早期吸引外资时，我们也怕把国内的汽车产业冲垮，后来发现也冲不垮，定位不一样，所以顶层设计究竟要把它设计成什么？比如能不能把前海、横琴直接运行香港澳门的管理方式，无论是香港人来做还是自己人来做，都可以。
其实横琴也早就是想这样做的，包括前海也划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专门给香港做，但现在这方面仍需要继续推进。
而在做的过程中，也需要有一定针对性，要把具体的产业改造好，比如现在国家个人收入是增加了，但对什么都不放心，对企业没有信心，背后是对食品安全、检测等不放心，政府监管的系统目前是跟不上的，公共管理跟不上，港澳也是没有多少人，它是怎么做好的？这个模式可不可以在小区域内试验，比如现在前海，再扩大到深圳等。
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深圳、珠海去到香港和澳门买奶粉，不管这个奶粉是国外哪个地方生产的，它都符合公众认可的标准，因此很多人通过香港和澳门买就会很放心、很欣慰。
从这方面来看，国内不是不行，主要是国内没有竞争，就没有好坏，企业不知道自己局限在什么地方，一竞争它就知道自己要如何改进了。再说到为什么出口的产品和国产的产品有很大不同呢？就是因为管他们的人是不一样的。你的产品好坏，按照我的标准来检验，不行的话我就取消你的外贸资格。说白了，检验检测标准就是一个信用机制，我们现在是没有建立起来。
APD：如果目前让您跟上海自贸区评价的话，您会怎么评？
袁持平： 我觉得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的政策还需要更大胆地试。小平同志当年都说，改革开放时上海晚放了十年，十年的话它的先发优势就收到一些影响，希望这一轮上海自贸区能把“先放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也需要让它大胆地做。
APD：那前海呢？
袁持平：前海如果实行彻底的负面清单和允许三分之一的土地按香港人来做全面的制度创新，自身再把人民币国际化纵深发展，前海是可以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特区，它将会给全国带来很大的示范校用。
APD：前海也具体提到招香港的企业数量要达到三分之一，目前大概企业数量有一万五千多家，但香港来的大概才一千多家。
袁持平： 招商引资这个概念不同，引港资在全国各处都有，这个不是关键，它只是表面的东西，内层次是怎样管理这些企业，用什么样的规范来运作，用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来运作，这是差异的重点。
如果用现有的那一套招商引资去做，那就没什么区别了，为什么叫自贸区？就是必须要一套新的规则来做。据我所知，前海和横琴一直都想深度模拟香港的制度，具体如何来做，这可能还要后续来看。
APD：南沙最近获批了15条金融改革措施，它与前海在金融改革方面是否存在一些竞争或重合的地方？甚至于包括横琴也是一样。
袁持平：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竞争。如同人民币回流机制放在南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金融改革的轮廓很大，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分很多细分领域，它可以做很多差异化的划分。横琴离澳门近一些，可能政策方面就偏向于这方面。
总体上，南沙、横琴、前海这三块地方，他们的亮点以及新的增长能为国家带来的价值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创新，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
APD：现在自贸区是四足鼎立，全国很多地方也在申报，这种热潮，会不会有些过热了？是否会存在一些问题？
袁持平： 对，现在是有些热了。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当年改革的进程是很有意思，当初全国大部分地区是搞计划经济，特区是运行市场经济，它把市场运行那一套全面推开就有意义，全国什么地方做都有活力了，以前是国企一统天下，后来是三分天下，外资、民营企业都参与了，才使经济真正有活力，现在新一轮的改革，全部放开放什么？
不要说没什么可放的，实际上可放的很多，很多要素市场价格急需要放开，其次包括市场运行的规则，也就是政府行政体制的问题，也需要改变，十八大提出的一句话很好，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怎么算在市场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成熟的商事环境、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必须要把这一套做出来，而最近最可以借鉴的是香港，怎么把香港那一套放进来？先行先试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里面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但是首先要放，目前我观察的结果是所有申报自贸区的都没有“放，所以就看不到效果。
现在是四个自贸区了，一旦在这四个里面放了，比如外资引进、税率等，那它就能产生爆发的能力，现在若是能放，后面申请就有意义了，这一点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如此，首先是四个特区，其次是十余个港口城市，最后在全国。
APD：您的意思是关键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那自贸区就没有多大意义？
袁持平： 是的。挂名是没什么用的，全国都挂名那还不是跟现在一样，这不是挂名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问题，这是两个理念，说到底是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差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