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家庭里的“高龄大孩”

新京报

text

二孩家庭里的“高龄大孩”

我的同学小曾今年26岁,有个3岁的妹妹。

小曾的爸爸是一名公务员,妈妈是老师。在做独生子女的前十年里,她时常想有个弟弟妹妹陪她玩,但在严格的计生政策下根本不可能。23岁时,她大学毕业的第一年,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爸妈高龄生了二孩。为此她试过以争吵、冷战、绝食的方式反对他们,最终带着抗拒的心情接受了这件事。

这样的二孩家庭在我的家乡湖南省洞口县并不少见。特别是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早已经成年的独生子女们,突然成了一个小娃儿的哥哥或姐姐。有报道把这些比弟弟妹妹大接近两轮的前独生子女称作“高龄大孩”。她们和弟弟妹妹之间有同辈的情谊,也难免因巨大的年龄差而产生疏离。

小曾的妈妈希望小曾学会关心爱护妹妹,也在教妹妹多多亲近姐姐,“作为独生子女长大,她们这一代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和弟弟妹妹相处,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70后爸妈的二孩梦

在小曾的朋友圈里,同龄人一部分在晒自拍,一部分人开始晒孩子。

她也会发自拍和妹妹的视频。小视频里,妹妹穿着粉色睡衣,伴着音乐,一会儿扭扭腰一会儿摆摆手。为避免出现“这是你孩子?真可爱”之类的评论,她会配文“吾家小妹”、“看妹妹撩人的舞姿”。

“如果别人说‘你这么年轻,就有个这么大的孩子啦?’,我反而会很开心,这样说显得我看起来年纪小。”

其实在成为一个小娃儿的姐姐前,她经历了一段抗拒二孩、心情苦恼的时期。

2015年10月,她回县里家中准备公务员考试,爸妈在电话里突然问起,“二孩政策放开了,你想要个弟弟妹妹吗?”她果断回答,“不想。”

“我想要个弟弟妹妹的时候,她们拒绝了,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一个弟弟妹妹。”她轻声说。

对小曾而言,拥有一个弟弟妹妹的想法在小学时曾萌芽过。那时,来家里玩的伙伴们傍晚都得回家,刚刚还一片欢声笑语的家里一下安静下来,只剩下妈妈陪着她写作业,“那时候做梦都想要个弟弟妹妹”。

那是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的时期,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孩子。小曾爸爸说,从没想过去违反政策再生一个。

“没想到计划生育政策会放开。”小曾爸爸回忆,2015年10月29日,他们看到新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他的朋友群沸腾了,同龄朋友之间互相通电话讨论这事。小曾妈妈的同事也在讨论,“身边不少朋友都想再生一个,大家情况不同,60后很羡慕,他们怕怀不上,我们70后都非常想再生一个,80后的朋友不那么积极。”

差不多相同时间,小曾的几位同龄朋友都被爸妈问了同样的问题,她们无一例外果断拒绝,“不想要,没必要,你们想带娃,可以等等带孙子”。

几天后,小曾接到爸爸电话,他表达了父母二人的决定,“我们打算尝试一下,顺其自然看能不能怀上。”她直接挂了电话。再接到电话时,爸爸说了几点理由,“我们生二孩也是为了你好,第一是你能多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第二是政策放开了不要浪费,能多生一个肯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表哥表姐堂哥们都来劝她,“都是为了你好,你以后就知道了。”“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是对我好,他们也说不出为什么对我好,反正他们的爸妈没打算再生。”

架不住一拨拨的说客,她和爸妈各自退让了半步,“给你们一年时间可以试试,如果不行就放弃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她心里想,爸妈这个年纪再怀孕几率不大,过几个月,他们要的孩子想法自然而然就淡了。

“世界上有了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亲妹妹”

从姨妈口中得知妈妈怀孕的消息时,是在20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与爸妈约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月。

她有几秒钟的愣神,打电话向爸妈确认后挂断了电话。此前的11个月里,小曾和爸妈没有再讨论过任何关于二孩的话题,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她以为爸妈已经打消了念头。

愤怒、反感和难过的情绪交织着,一下爆发了。她把自己锁在三楼,连发了几条朋友圈,用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表达她的无法接受。爸妈打不通电话,姨妈也敲不开房门,只能在门外不停给她做思想工作。

小曾的爸妈在次日一大早赶回县城。他们敲不开房门,只得在门外说了一堆有个弟弟妹妹的好处。最后他们加了两条,“多生一个更保险,你看现在失独家庭那么多;家里的一切你想要的都给你”。

“我毕业了要开始工作了,不要家里什么钱。”小曾隔着门与爸妈争吵,之后几天没有理他们。

“我最生气的是他们问我时我说不想要,他们还是怀上了,我肯定要表达一下我的态度。”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与爸妈沟通。

但妈妈已经怀孕了,她再生气也说不出“让妈妈把孩子打掉”之类的狠话,“再闹下去也没有意义,之前气不过就威胁威胁他们,叫他们下次重视我的想法就好”。

接下来的几天里,小曾的爸妈当争吵没有发生过一样,偶尔打电话来问她复习的情况,绝口不提妈妈怀孕的事情。愤怒的情绪消散在平静的生活里,小曾开始担忧,毕竟这一次妈妈已经是45岁的高龄产妇。

小曾去市里陪妈妈住了一个月,顺便参加公考面试培训。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高中时候,她每天早出晚归,妈妈总在家等她。

到第二年暑假前,妈妈挺着大肚子,心情很好,靠在沙发上听小曾说旅游时的趣事。

妈妈生产的那天晚上,小曾刚回到县城的家里,迷迷糊糊听到姨妈接到电话,“要生了”。她等了一会儿,没有人上楼喊她一起去市里的医院,她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停看手机,一直没有未接来电。她给爸爸发了一条短信,“妈妈说希望顺产。”

到第二天中午,她接到爸爸电话,“妈妈生了个妹妹,都平安。”她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小曾赶到市里时,妈妈躺在床上气色不错。妹妹包在襁褓里躺在一旁,粉嫩嫩的,姨妈们见到她都说,“妹妹和你长得很像,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感觉挺奇妙的,世界上有了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亲妹妹。”小曾说。

3+1的相处模式

今年的大年三十,按照惯例,小曾一家人回村里老家陪奶奶过年。一大早,小曾的爸妈带妹妹从市里开车赶到老家,她与男友从县城出发。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车停在村里泥泞的土路上,她拎着一条活鳜鱼和一袋糖果小跑进堂屋。

妈妈坐在堂屋桌旁烤火,一看到她,转头喊:“姐姐回来了,柯柯来,喊姐姐。”妹妹穿着碎花围兜、戴着红色帽子正跑来跑去,闻言跑进妈妈怀里,不肯吭声。

小曾笑着喊了句“柯柯”,妹妹才露出脸来瞧了瞧姐姐。姐姐提着东西走去厨房,妹妹迈着小短腿,跟在姐姐身后。

这样的情景发生在姐妹俩每一次见面时。由于爸妈带着妹妹住在市区,小曾和男友住在县城里,一个月只能见上一两面。

小曾轻轻拿住妹妹的小红帽的顶端,逗她喊姐姐,“姐姐给你买了火火兔啊。”妹妹终于松口喊了句“姐姐”。

妹妹第一次叫姐姐时,小奶音带着家乡话的口音,可把小曾逗笑了。她拍下妹妹牙牙学语、唱歌跳舞的视频,发在朋友圈里。她理解了朋友圈里狂秀萌娃视频的宝妈们,“小孩子真的可以带来很多快乐”。她笑称,这是不用负责任,就体验了一把做妈妈的感觉。

“我们是三个大人,陪着一个小孩长大。”小曾妈妈说,在他们看来,小曾已经长大了,“她看着我们对妹妹这么好,也能想到以前我们也是全心全意爱她,对她好的。” 如今小曾也在学着对妹妹好,像给妹妹买个玩具,跟家里视频时都会关心妹妹,“这些她之前可能自己都没想到”。

吃完午饭,小曾与男友打算先回县城,大年初一再来拜年。看到姐姐提上背包出门,妹妹在妈妈怀里一直向着姐姐伸手,见姐姐不理,撇嘴带着哭腔喊“姐姐”。

妈妈安抚她,“姐姐先回家一趟,明天再来陪柯柯玩。”妹妹哭得更大声,半个身子朝姐姐扑过去,小曾忙伸手抱住她。

“和她相处时间太少了,一见面不熟悉不让抱,玩起来了又要分开几天,她可爱的时候挺好玩的,哭了我不知道怎么哄。”小曾系好安全带,翻着手机里刚拍的照片。她感慨,希望今年能考到市里工作,可以有更多时间和家人相处,多陪陪爸妈和妹妹。

在小曾的规划里,她准备在今年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她也准备婚后这两年生个宝宝,“这是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总结2019年,为什么?

小曾:新开始,这一年找到了另一半,将要组成新家庭,换了新工作,接触一个新领域,有了新挑战。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变化是什么?

小曾:交通越来越便利,通了高铁,小县城公交更多更准时,减缓交通压力,上班出行都更方便了。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小曾:希望考到市里工作,可以和家人更多时间相处,多陪陪爸妈和妹妹。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小曾:扶贫问题。去年我和其他基层公务员都忙于扶贫工作,组织了很多老百姓技术型培训,帮助他们找工作;现在尝试电商扶贫,通过网络平台帮他们推广农产品,效果还行。希望老百姓不要返贫,真正实现脱贫奔小康。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