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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Shannon
4月1日，当拉杰什-帕塔克的妻子带着女儿在甘地纳加尔的一家医院进行新冠检测时，看到两具覆盖着塑料布的尸体被抬出医院。但是，当天的政府数据却显示，甘地纳加尔地区的新冠死亡人数为零。这种情况让有着98年历史的《传讯报》的常驻编辑帕塔克感到很震惊。
帕塔克随后派他的记者们到古吉拉特邦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最大医院进行深入了解。随着每一次谈话的结束，他们的怀疑变得愈加清晰 —— 该医院的新冠死亡数据与现实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4月12日凌晨，由三名记者组成的调查小组，坐在这个包含六栋建筑的医院外，数着从里面搬出来的尸体数量，直到当天下午5点。在17个小时里，他们看到了至少有63具尸体被运离这里。但当天的政府数据则显示，整个艾哈迈达巴德地区只有20名新冠患者死亡。
超负荷工作的火葬场
“传讯报小组”在当地走访了各个医院、火葬场和村委会，试图确认并记录此刻危机的程度。
仅4月12日一晚，在“死亡服务台”（记者沙阿给家属收集尸体的区域起的名字）的等待时间就长达15小时。他怀疑有些延迟是故意的，以避免火葬场内的拥挤，因为火葬场已经爆满了。
传讯报小组想得出一个更全面的计数方法。他们认为收集火葬场的火堆计数可以让他们更接近这个城市的实际死亡人数。当然，火葬场业主和高级官员要么无法联系，要么讳莫如深，所以他们需要采取别的方法。
4月16日晚，三人记者小组驱车超过150公里，与21个不同火葬场的低级员工交谈，收集到每天约有多少具感染新冠病毒的尸体被火化的大概数字。
在他们调查的当天，艾哈迈达巴德地区有25人被宣布因新冠死亡。但在他们的报告中显示，真实数字是这个数字的近10倍。
“在我32年的生活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死亡，”记者拉托德感到很沮丧。
由于一天中无法同时访问多个地区，所以《传讯报》在全邦的六个报社都联合起来了。艾哈迈达巴德、甘地纳加尔、瓦多达拉、苏拉特、拉杰科特、巴夫纳格尔和贾姆纳格尔的记者们开始通过电话从医院和火葬场收集数据。
随后他们公布了4月里多天的新冠死亡人数。其调查结果都让每个城市的官方数据都黯然失色。
埃默里大学的流行病学家盐田加代子告诉《纽约时报》：“由于医院不堪重负，许多新冠患者的死亡发生在家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在官方统计中统统被漏掉了。
莫迪和有缺陷的古吉拉特邦模式
少登记死亡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在许多方面，印度人民党（BJP）所统治的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新冠管理漏洞的一个缩影。
在莫迪扬名全国之前，他在印度西部的这个邦担任了近15年的首席部长。他的任期经常被引为快速发展的典范 —— 他在兴建高速公路和机场方面功不可没，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都能做到全天候的供电。
莫迪通过投资、税收优惠和补贴促进了该邦的工业发展。当他在2014年竞选成为总理时，他承诺会将这种“古吉拉特邦模式”普及到全国。
但是，如果这种模式在医疗危机面前崩溃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在2014年选举之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就曾质疑过这一战略模式对医疗设施的重视程度不够。
“没有人理解古吉拉特邦模式只意味着宣传、头条新闻和公关管理，”印度国民大会成员拉吉夫-萨塔夫在4月份告诉记者。他指出，在过去的25个年头里，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没有在该邦增加一所医院。萨塔夫于5月16日因与新冠有关的并发症而去世。
在过去的几年中，古吉拉特邦的医疗预算不断下降。在该邦，平均每10万名公民只有75张医院床位。这里政府医院的医生短缺情况更是令人担忧。
不止是死亡数据的差异说明了印度的疫情已经失控，其他几个系统：医疗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的匮乏、药物的短缺也都显示出了莫迪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失败。
古吉拉特邦出现问题的第一个主要迹象是瑞德西韦针剂的短缺 —— 该州的药品短缺、黑市交易和假冒伪劣现象一直十分猖獗。随后的病床爆满，医疗机构面临的严重氧气短缺，还有该州被数次暂停的疫苗接种活动都使人对古吉拉特邦模式感到失望。
专栏作家、大赦国际印度分部前执行主任阿卡-帕特尔最近在《国家先驱报》上写道：“古吉拉特邦模式期望私营部门可以照顾到公众健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门生意，会有消费者。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做的。”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政府却正在忙于描绘一幅美好的画面。
5月1日，印度政府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我的村庄无冕之王”的倡议。根据该倡议，5月9日，印度政府表示已经设立了超过137,774张床位。然而，在那一天，尽管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47,000个新冠病例，但只有5,638张床位登记被占用。
“政府的概念是，所有病患都应该转移到这个新冠护理中心（这样他们就不会传播病毒），但没有人去那里，” 《传讯报》的高级记者维韦克-奥萨说。他与古吉拉特邦各地的40多位村委会主任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表示由于药品的匮乏，人们对来这些医疗中心犹豫不决。
“如果没有氧气和瑞德西韦注射剂，那也没关系，因为它们必须在医疗监管下运转。但政府说‘我们有药品、血氧仪、温度计、医护人员’ —— 这些都不是真的。”奥萨说道。
在努力揭示严峻现实的同时，记者们也在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
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惧不断笼罩着现场记者。在第二波疫情中，《传讯报》的团队也未能幸免于难。超过一半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时期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帕塔克，他在4月的第二周被确诊了。帕塔克的妻子开车去了他们居住的甘地纳加尔的13家不同的药店，最后只买到了他所需药量的一半。
除了生理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影响也很严重。当拉托德为他的新冠死亡数据采访拍摄时，另一个使人痛苦的故事在他眼前呈现出来。“病人们等得太久了，”他说，“如果你在晚上12点乘坐救护车来医院，那么轮到你（接受治疗）的时间将是第二天的12点。”他所拍摄的几个病人在汽车、人力车和人行道上等待接受治疗。许多人在等待中就已经去世了。
达特新闻和创伤中心的研究主任埃琳娜-纽曼说：“目睹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目睹他们所看到的死亡程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就像莫迪政府一样，古吉拉特邦的州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淡化这场危机。
“我们曾经发过一张救护车的照片，说它正停在那里未被使用。第二天，我们收到通知说它是报废车辆。”帕塔克说。
“在一个叫Morva Hadaf的村庄，一位部长访问了当地的一家新冠医疗中心。但当他一走，到了晚上，所有的病人都回家了。因为这些‘病人’的检测结果其实都是阴性。但当部长被询问时，他称这些人都是病人，”奥萨补充说，“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甘地纳加尔区的另一个村庄，这只是为了拍照而已。”
但让传讯报团队坚持继续前进的，是他们秉承正确道路的信心。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