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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5月4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对法国是比较特殊的一天：参议院要表决政府的解封方案。不出意外的，方案被否决：89票反对、81票赞成、174票弃权。原因也不复杂：执政党共和前进党在参议院是绝对少数，只有21席。众议院投票时，反对党多数是反对和弃权，到了参议院也依然是党派划线。在西方这种制度下，即使在危机面前要想大家有共识都是难度极高的事。
不过虽然参议院否决，但不会影响解封方案的实施。这和法国的制度设计有关：假如两院之间有意见分歧，国民议会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压过参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的决定可以被国民议会否决。虽然名义上参议院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立法和监督政府，但其最主要的方式是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顾问作用，而且政府往往也会自行理解它的劝戒。参议院也可以对总理进行信任投票，但是其结果只是象征性的。
我个人还是很赞赏参议院的投票结果。这至少可以提醒法国政府，解封这样事关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闭门造车可不行。现在距解封只不过七天，今天法国死亡人数增加306例，累计超过2.5万，新增确诊增加了1199例，累计超过20万。虽然持续下降，但局势还是相当严峻。
但围绕解封，现在政府发出的信息经常有矛盾的地方。比如5月11日后，民众可以自由出行，不需路条。可是又规定上班族乘地铁一定要有工作证明，否则就要罚款135欧。那么在家工作的人出门就不能乘地铁了？
今天对欧美是比较重要的一天，经过一个多月混乱、摇摆、最终不得不采用中国封城、戴口罩、手机追踪等措施的这些国家开始逐步解封了。
现在西班牙、意大利每天新增仍然超过1000例，德国在700左右上下，但前几天部分地区开始放松禁令后反弹趋势明显。美国更是在2万以上的高位。而且根据德国今天发表的医学研究报告，20%的感染者没有症状。现在整个西方都对无症状者、轻症者、密切接触者不采取任何措施。法国健康工会公布的数据则是医院、诊所、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被感染超过1.2万名，感染率是普通人群的十倍。医疗专业人士保护程度尚且如此，更何况解封后的整个社会。另外伊朗对部分疫情较轻地区开放清真封后，也是立即反弹。所以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就这么急着要解封，确实令同样也经历过疫情的中国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难以认同。
此前的日记我从文化的角度作了解释：西方政府和民众都没有储蓄的习惯，国家债务累累，民众也面临各种贷款税费沉重的压力，再加上家庭早就失去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所以确实承受不了长时间的封城，只能冒险了。西方号称有高福利，可是何以面对疫情其承受能力远远落后于中国呢？
不过这个现象从东西方比较政治上解读，则是：从政治权力的地位上看，西方的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中国则保持了独立性和最终的拍板权。
在欧美，要求解封的不仅有民众：从德国到美国，走上街头抗议封城令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企业、财团。
以德国为例，酒店业、餐饮业联合会以及旅游业代表都要求尽快解封。5月2日在斯图加特举行了一场反对疫情危机下种种限制措施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交集会活动申请的则是企业家巴尔维克，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基本人权因为防疫措施而受到了限制。真是，很懂游戏规则嘛。
西方各国政府这样做的根源在于，西方走向普选民主之后，政治权力便被资本和民众的力量所压倒：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2008年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讲也是这个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所谓次贷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做证时承认，他早就知道次贷的问题。但他之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措施是因为：“能让民众失掉住房？能让银行破产吗”？如果说自由竞争阶段时期，完全放任和过于相信市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那么现在则更多是人为和制度双重因素所致。
由于政治权力处于弱势，其问题在于：正常时期它则效率低下、注重选民短期利益、无法打击和遏制利益集团、阻挠科学技术的应用，危机时期则不能出台必要的改革方案。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人看到的是，西方甚至到了连决策都无法做出的地步：印度无法整修行将崩溃的基础设施、欧盟无法承受福利却无法削减、日本和美国的债务居高不下却无法采取措施。2013年美国两党围绕医疗保险的博弈竟然殃及国家年度预算，双方都极端的不让步，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国家停摆，奥巴马也取消了多场访问亚洲的外交行程。不仅沉重打击市场对美国的信心，也令美国亚太转移战略遇到重挫。
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2013年夏天美国最火热的政治书籍是《这座城》（《This Town》）。该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美国的统治精英，高层互相勾结、口蜜腹剑，媒体则极尽煽动之能事。各种“猛料”背后反映了政治腐败与无能。这本书以详细的资料告诉世人，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在华盛顿，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 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此外，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国利益的立法便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
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这一幕也在欧洲上演。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名列第二的“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和拥有最后决策权。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资本和民众的力量强势崛起，但仍然没有改变这一传统，尤其是在全国一级。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迅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等。中国的现行体制尤其是在面对突发灾害事件时，更展示其优越性。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以及今年的新冠疫情，中国高效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令世人震惊。
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所以，不出意外的，今天法国总理菲利普声称：“我们不能再保持隔离了，禁闭之下社会的、经济的、人道的代价太高了。抗击新冠病毒不能遗忘其他病人。新冠病毒有毒，禁闭也有。病毒有毒，社会和学校停摆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疫情之初西方不愿意封城，为些不惜贴上专制、侵害人权的标签。这也是为什么疫情仍然处于高位，却又急着解封、复工。我还记得中国在各地新增为零后，才开始逐步启动复工复产，当时的法国媒体还批评中国复工高于生命。可是面对西方的现状，则保持沉默。真是人至耻则无敌。
西方自己面对疫情尚且如此，对于和它有利益关系的其他国家则更是赤裸裸。比如墨西哥疫情严峻，每天新增超过1000，累计超过2万多人确诊。美国企业与美国当局仍然继续向墨西哥施压，要求这些工人“复工”，以保障美国的产业供应链“安全”。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曾威胁如果墨西哥当局不停止“停工隔离”，那么墨西哥就将“失去很多就业机会”。 美国的施压引发了墨西哥工人的罢工浪潮，担心工厂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并指责美国企业家“只关心自己资本”。
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国，也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但它有平等的待遇吗？中国有不少学者声称只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国就不再遏制中国，就会把中国当成可信任的盟友。那就看看墨西哥人民的命运吧，还有正在建的美墨“柏林墙”。
东西方的区别，德国科隆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文浩 (Felix Wemheuer）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很清楚：“为实施相关措施（抗击疫情），中国政府甘愿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而在德国，几个星期以来已有经济利益团体及其在政界、科技界和媒体的同盟大声疾呼，要求尽快重新放开。尽管我们或许尚处在第一个感染波的初始阶段，他们却要向德国民众传播这样一个信息：所有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菲利普总理今天有两段话还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现在是关键时刻，因为我们要在信息不完整而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情况下采取决策”。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在流感季节检测出新冠病毒的国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法国怎么现在还强调要在信息不完整和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做决策呢？当初中国做决策的难度不比你法国今天要高多少？要难多少？怎么西方这么会体谅自己就不知道体谅当时面对未知病毒的中国呢？
另一段话是：“5月11日后，检查会放松。因为我们不是警察国家”。众所周知，法国为了执行隔离令，动员了11万警察和宪兵。现在要放松检查，就可以标榜自己不是警察国家。可是中国封城、隔离基本上靠自觉和社区管理人员，可为什么长久以来西方一直称中国是警察国家呢？中法之间的标准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欧美医学界一直公开反对在目前状态下解封。只是它们的力量难比政治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医学界一再否定针对中国的谣言，但欧美特别是美国政府不为所动，照样使用谣言攻击中国。
这次疫情，东西方都试图主导叙事。中国完全可以自信的对世界宣称：抗击疫情不仅仅是两种制度的竞争，更是两种价值观的竞争。是生命至上，还是经济至上的竞争。是生命和责任更重要，还是个人自由更重要。
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中国当代崛起的历史性因素。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再度恢复统一和主权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过去不同的是，这种有效管理直达过去皇权时期鞭长莫及的乡村基层。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组织性、纪律性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它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成功改变了中国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会的高度组织性，使得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
二是国家主导下的全方位建设。工业上，以压制农业为条件的强制性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军事上成为核国家，确保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农业上，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今天95%以上的水坝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设的；教育上，通过大规模扫盲，令识字率上升到90%，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满足需要的劳动力。除此之外，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化，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顺利推行创造了条件。
三是治国的经验教训和意外后果。
这包括对计划经济的清醒认识、“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两次对地方经济放权、文革灾难反促成了改革的高度共识。
中国传统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前三十年却有中央和地方的两次分权。从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从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29%上升到55%。大跃进失败后，又开始收权。文革期间，中央权威受到极大损害，社会失序造成事实上的权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了各自比较独立的经济管理体系。这些都为改革后的放权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之所以比前苏联东欧、印度更早更快更成功（印度九十年代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很重要的历史性原因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