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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济“成绩单”陆续揭开面纱，从已出炉的财政、外贸、吸收外资、金融等数据来看，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进一步明显。
近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来说，还存在哪些金融风险？货币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去杠杆，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围绕这些热点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金融体系的风险主要有哪些？
黄益平：总体来看，当前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下行风险，但压力不大。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接近一季度，全年实现6.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没有问题。过去一两年，金融风险在股票、债券、理财产品、房地产、外汇等市场间游走，但目前金融市场除个别市场有些波动外，运行相对比较平稳。
目前最大的金融风险在于看不清楚的地方。凡是能看清楚的地方，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防控；而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往往看不清楚。眼下国内金融体系问题很多，最看不清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影子银行、数字金融、地方政府融资3个领域。其中，数字金融平台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特征，即参与的人往往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比较弱，风险传导速度非常快，行业跨度比较大，甚至在很多区域之间不断游走。
下一步，监管部门将全方位关注防范系统性风险。监管政策虽然出现一些调整，但总体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重点更多地是放在稳增长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记者：今年以来，监管部门频出重拳，促使金融体系降低内部杠杆，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有观点认为，金融体系降低杠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黄益平：这个观点我并不赞成。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去杠杆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依然很大。在监管政策调整的过程中，一些市场上的流动性可能出现偏紧，市场利率上行，但是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速度是创新高的。这些其实都表明资金配置在市场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可能出现了一些改变。
比如，原来影子银行、理财产品很活跃，现在有一部分资金回流，所以银行信贷增长其实是非常快的。从总量上来看，M2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市场担心其对经济支持力度是不是有所减弱可以理解。但总体来说，无论是从社会融资总量来看，还是从经济活动来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拐点。当然，去杠杆还要加强监管协调，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减少套利、投机行为。
记者：下一步，货币政策如何调节好货币闸门，推动经济去杠杆，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
黄益平：近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流动性即使出现偏紧或偏松，都不会发生很大程度的波动。央行会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政策目标既要保持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又要尽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积极推动经济去杠杆，按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贷款明显走低。
此外，在谈及金融体系降低内部杠杆时，很多金融从业人员都很困惑。其实金融杠杆有一个高低程度的问题，杠杆过高，一旦出现市场波动，就会推波助澜，导致市场波动愈发地不可收拾，而且金融部门杠杆率太高以后，实体经济可能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很多资金都在虚转。所以，去杠杆政策调控的目的是支持实体经济。但在调控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市场波动，但总体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出现逆转。
记者：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波动总体平稳，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逐步减弱。您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继续完善，以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弹性？
黄益平：一般而言，经济的基本面决定汇率是否升值或贬值。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外债等基本面情况决定人民币贬值的基础不是很强。
除此之外，决定汇率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预期。过去几年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压力，很大程度是由预期推动的。当时，市场上有不少人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实体经济部门回报不太好、杠杆率过高以及美元升值，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很大。这个预期一旦形成，羊群效应进一步放大，市场就会抛售人民币资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便进一步加大，这时候已经和基本面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向市场提供外汇资金以调节外汇供需平衡、加强资本项目相关业务真实性审核以及推出一系列稳增长措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合理引导预期，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逐步减弱。下一步还要加强预期管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区间，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浮动。
记者：近几年，我国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得到高速发展，像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的用户加起来超过10亿人，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数字金融在发达国家没有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业态，在中国却快速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什么？去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进行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课题研究，还专门研究开发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系列指数，目前指数监测情况怎样？
黄益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已经比较完备、竞争更加充分，市场空白少，老百姓和小微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较为充分，所以对数字金融需求小很多。
在中国，金融机构虽然很完备、规模很大，但是金融服务有效供给相对不足。传统金融机构存在所谓的“二八法则”，即20%的客户提供80%的业务量，大多数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很难获得融资。
截至今年3月底，央行征信系统收入自然人信息9.21亿人，其中4.42亿人有信贷记录。13亿多人只有4亿多人曾经获得贷款，金融服务空白大。数字金融领域的优势就是实实在在地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可以使这些人得到原来没有获得的金融服务。因为数字金融把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粘”在终端上，有效地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获客成本。
此外，监管相对宽松的态度、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是数字金融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目前指数监测情况看，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最近几年增长速度很快。201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为40，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220。二是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很明显。把全国各个地级市按照发展水平分成4个梯队画在一张地图上，2015年各市之间颜色的差距比2011年要小很多，表明后进地区5年间与最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也就是说后进市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更快。
记者：数字金融作为一种创新事物，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风险。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加强监管，实现防范风险和创新发展的平衡？
黄益平：数字金融这几年发展很快，但问题也不少。然而，对于数字金融的监管显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完全管死，也不能听任其野蛮发展。从原则上来说，寻求数字金融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两者之间的平衡是有可能的。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实施“监管沙盒计划”或者创新中心，发一张有限制的牌照，划定一个区间，进行尝试，做得好再提供全牌照，做不好就取消。这样既允许创新，又不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
此外，对数字金融或者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应该实施统一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标准。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对互联网金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其既包括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金融业务，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开展金融业务。既然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都有，显然应该实施统一的监管框架。如果监管标准不一样，容易出现套利行为，存在风险隐患。
（来源：金融时报）